小凯出国后,大约有十来年的时间,我们的联系很少,包括他写给父亲的信也又少又短。我们只知道由于英语基础不好,上完课后他常常要借别人的笔记抄,每天两三点钟睡觉是经常的事。他在信中跟我们说,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老人和孩子的天堂”,他现在正要拼命在战场上奋斗。在小娟和小溪去了美国后,为恶补英语,他规定在家不能说中文。他后来告诉我,有一段时间他几乎不看中文,不写中文,不讲中文,难怪在他写回家的信中总有空着字的句子,那是他忘记写的中文字。我们曾对小凯的这种全盘西化不甚理解,在他早年有限的几次回国中,他几乎对中国的变化与事情一无所知。直到他生病后与我聊起那一段,才知道他那有名的“先爬进去,再走出来”的定则,我这才理解了他全盘西化的良苦用心。他告诉我,他一直坚持不吃“中国饭”,而是要用自己的学术努力在西方主流学术界搭建中国人自己的平台和道路。十年后,他终于有所成就,并以他的学术理论回报祖国。
小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后,开始在世界各地讲学和任职,到哪他那种关注国情、热心政治的思维都时有表露。1999年,他到西欧几个国家讲学,曾给我寄回一篇《欧洲印象》,其中对法国的中央政府制度、德国的联邦制度、英国皇室的复辟、自由城邦制和公民自决等多有感观。1998年后,小凯开始频繁回国讲学,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他以经济学家的眼光分析中国的制度缺陷和发展问题,他所写的《宪政与改革》、《后发劣势》等文章都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甚至高层极大的关注与争论。他也关心家族的历史,时刻不忘做社会调查,他曾与父亲长谈家族的事情,并做下笔记,后来,他把这些都写进了我们为父亲编辑的《周年祭》一书中《我的父亲》一文。2000年春节,我与小凯、大哥一同去湘潭老家祭祖,在农户家休息时,他向农民问长问短,他说他很想看看湖南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
2001年9月,小凯因久咳不愈作了检查,结果是四期肺癌,告知结果的电话是小凯跟我说的,电话那头的小凯声调十分缓慢与平静,他说肺癌在癌症中是比较好治的,但医生不给他开刀,他要我给他找中国的医生给他开刀。看得出癌症的诊断虽然对他是个打击,但对命运的劫难,他并不善罢甘休。他不甘心澳洲医生对他的悲观估计,像研究学问一样开始钻研对疾病的治疗,并以极大的毅力与耐心开始了长达近两年的步行锻炼。在小凯去世前,我到过澳洲三次,除第一次在小凯的陪伴下从南到北在澳洲游玩了一回外,后两次的作业主要都是陪着小凯走路,哪怕在长沙给父亲开追悼会时陪他在长沙烈士公园走,到深圳后陪他在梅林水库走。他说毕竟是湖南的山水养育了他,他喜欢北半球的植被,他的身体也适应中国南方温暖、潮湿和季季都绿意盎然的气候,他甚至希望能在老家修一座房子,能在退休后回来住一住。只可惜他的病发现得太晚,虽然经过他自己与大家的努力,有一段时间病情得到了控制,但终因癌细胞扩散至骨髓而无药可治。
小凯得病后开始信奉基督教,并以学者的态度写下了颇有篇幅的“见证”。我看到小凯去世后网上对小凯的评论,在这一点上是最受疑惑甚至批评的。我不信教,最开始我对小凯的这一重大转变也很不理解。小凯对我说,基督教存在有两千年,在西方社会有这么多人信仰是有缘由的,你应该去了解它。我说,从我与你们的教友们的交往中,我感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交圈子,是一个互相帮助的团体。小凯说,他最初对基督教的理解也与我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有人说小凯的信教表现了他的软弱,以我的体会,基督教给了他战胜疾病的希望,并为他营造了一个支持、鼓励、安慰的氛围。在我有限的陪伴小凯的日子里,我参加过他们的《圣经》学习班,听他们讨论过如何面对死亡,最使我有感触的是集体为小凯进行的祷告,那种通过手与手相握的传递以及每个人的祝福,使任何一个弱小的人都能获得极大的支持与安慰。“他赦免我一切的错过,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他从地狱中救赎了我的性命,并且以慈爱的怜悯环绕我……”《圣经》的这些篇章无疑给时时刻刻在与病魔搏斗的小凯以信念的依靠。小凯告诉我,基督教的许多教义是永恒的,如对人的爱、兄弟姐妹的平等等。我发现,病中的小凯,在教义的感召下对自己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包括他对功名追求得太过强烈,包括他太玩命于事业而疏忽了家人和孩子。他对我说,得病信教的三年,是他最平静的三年,如果 “自然疗法”(指练深呼吸的气功和行走锻炼)真能医治好他的病,他可能放弃他的经济学,去做一个普通的人,或者干回他在狱中干过的泥瓦匠。
在最初与小凯讨论基督教时,小凯就曾劝我也信教。小凯笑着说,信了教我们就可以在天国相见了。今年春节,我和小成先后去澳洲陪伴小凯,小凯又提起这个话题,希望我和小成都能信教,将来都能在天国相见,这似乎成了小凯最后的心愿。事后我跟小凯说,你相信天堂,我们就相信有天堂,只要我们都信它的存在,我们就一定能在天国相见。其实我要说的是,不管有没有天堂,虽然你的身体将不复存在,但你的智慧和思想将永远照耀着我们,你的精灵不论是在人间抑或天堂将永远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