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学界，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是留辫子的，一位辜鸿铭，一位王国维。两位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都还挺在意，打死都不肯剪了去。王国维的辫子，每天早上都是夫人给梳，据他女儿回忆，有次她娘梳烦了，说：“别人的辫子全剪了，你还留着，多不方便。”王国维半晌无语，过了一会冷冷地说：“留着便是留着了。”辜鸿铭更过分，不仅自己脑后拖着小辫子，连自家雇的黄包车夫，都必须是留辫子的主儿；车夫拉上辜先生跑起来，前面一条大辫子，后面一条小辫子，一左一右，甩得好看煞人。
两位留辫子，从表面上看，都跟前清有那么点关系，可是，洋文说和写都比中国话顺溜的辜鸿铭，留辫子，无非是表示自己特立独行，凡事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喊共和，我偏保皇；别人穿西装，我偏马褂；别人留洋发，我偏留辫子；别人提倡一夫一妻，我偏纳妾，而且还有理论：男人如同茶壶，女人如同茶杯，一个茶壶必须配几个茶杯，而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王国维却不同，他留辫子，真的说明他对前清有感情。民国最初的一二十年，有类似感情的读书人并不在少数，主要是因为民国搞得不好，国家混乱，民生涂炭，大家有点怀旧也是正常的，怀旧不见得是希望复辟，也不见得都是遗老遗少。作为旧学浸润颇深的饱学之士，王国维有怀旧之思，更是情理之中。不过，静安（王国维的字）先生跟一般人的怀旧还有不同，他做过清废帝溥仪的师傅，陪着“皇上”在故宫的南书房读过书。小皇帝不仅对王师傅很尊重，而且还有点感情。静安先生高度近视，吃饭的时候，只能看见眼前的菜，溥仪就替他把其他的菜夹过来。按说，从小受惯了端架子教育的小皇帝，是不大可能如此伺候人的，可是，当时的溥仪已经被洋师傅庄士敦教坏了，而且见过新派人物胡适，会做新诗“匹克，尼克，来江边”，所以，对师傅有点表示也正常。不过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天天关在书斋里读书，忠厚到了迂腐的老实头静安先生可就受不住了。小皇帝虽然已经退位，但在法理上，他还是皇帝，并没有变成平民；况且，在那些对清朝有好感的人眼里，皇帝头上的光环并没有褪色多少。所以，小皇帝的这点表示，在静安先生心里，想必份量不轻。
我们知道，1927年6月2日，在北伐进军的凯歌声中，静安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自尽。关于先生的死，历来有各种解说，罗振玉说是殉清，还张罗着给王国维请谥号；陈寅恪说是殉文化；梁启超说是由于革命的刺激；甚至解放后还有人说是被罗振玉逼的。其实，罗、陈和梁说的都有道理，王国维的遗书上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事变应该指的就是大革命，1924年冯玉祥逼溥仪出宫的时候，王就在现场。皇帝被逼出宫，肯定算是一辱，而眼下北伐革命又快要到了，所以不能再辱。丈夫不能再辱，典出于李陵，这里，虽然没有君辱臣死的执拗，但要说跟前清没有一点关系，恐难服人。当时大革命的声势，的确有些吓人，叶德辉被处死，固然罪有应得，但此人毕竟是个读书种子，远远听了，未免狐悲兔死，物伤其类，心里发毛。王国维是书斋里的人物，内向而寡言，对外界的事情，一向不大明白，可内心的敏感度却相当高。冯玉祥逼宫，据当事人回忆，并无凶险可言，冯也绝对没有伤害废帝的意思，可在王的眼里，却是惊涛骇浪，白刃炸弹。所以，把北伐的到来想像得过于可怕，也是自然的。
后来的人们，大概是出于对王国维的爱护吧，总是回避其对清朝的感情，回避其对大革命的厌恶之情，甚至有意让他跟罗振玉划清界线。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如果不如此，这些就是先生的污点。其实，一个真实的王国维，要比加上如许多好心的遮羞布的大师，要可敬得多。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在历史上，刘师培要算是一个怪人，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而且还相当彻底，连名都改了，叫“光汉”，取光复汉家之义。不仅彻底，而且“进步”神速，在大伙还在张罗排满建立合众政府的时候，他就信仰起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了，别说政府啦，连婚姻家庭都可以取消。可是后来又变节，投到满人权贵端方门下当幕僚，不再打算“光汉”了。四川保路运动起，端方带兵入川镇压，他也陪着。路上，武昌革命炮响，端方被所带的士兵杀掉，如果不是跑得快，他的小命也没了。辛亥革命后，他又上了杨度的贼船，成为袁世凯帝制的鼓吹者，列名筹安会，结果是名声臭上加臭。
导致刘师培臭上加臭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主要的一个，据说是他家有仙妻，仙妻名叫何震，是位中国觉悟最早的新女性。不过，这位新女性对于革命不甚了了，但对于自家的享乐却在意得紧。刘师培是吴中才子，具有江南文人容易犯的毛病，懦弱得一塌糊涂，惧内，对何震这位具有新女性之名的河东狮，百依百顺，而且思想上还跟着走。信仰无政府主义，本是何震拖着刘师培，两人妇唱夫随。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黄侃也是一个怪人，黄的怪，方向主要是狂，世界上没几人他能看得上眼。在北大做教授，上课必骂海内名人，连同属章太炎门下的钱玄同，都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自家的名言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意思是说，历史上的著作，除了《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八部书，统统不入流。跟《新青年》同人，很是过不去，害得大家都认为他是保守派，其实，他只是狂而已，对站在《新青年》对立面、写文章骂阵的林琴南，他也一样不客气。就是这样一个以狂狷闻名的怪人，在刘师培被主掌北大的蔡元培请来当教授之后，居然登门拜访，请求刘收他为徒，而且择日行了隆重的磕头拜师大礼。
原来，刘师培虽然政治上名声不佳，个人生活中又甘戴绿帽子，可是这个人学问却很好。仪征刘家，治《左传》海内独步，刘师培有家学在身不说，于小学（文字学）也颇有造诣。如果要讲“国学”的话，刘师培是名副其实的嫡传。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才请他出山，到北大任教，而黄侃才屈节隆重地拜他为师，虽然两人当年都是革命者。
在当年的一代学人眼里，学问是学问，政治是政治，他们很自觉地将两者分开。断不会因为某人政治上不正确，连其学问也否掉了，不仅不否，只要其人有真学问，他们还真的佩服。黄侃一生之狂傲，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但是他却偏偏能跪倒在刘师培脚下叩拜。显然，他拜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学问。
　　时代有新旧，学问无新旧。越旧的学问，在新的时代很可能越是值钱。
因“病”而囚的章太炎
稍有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这件事，在历史上，既算是章太炎反袁的光荣，也算是袁世凯虐待党人的暴行。不过，章太炎的这份光荣，实际上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从袁世凯手里逼来的。
说实在的，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够不成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为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虽然据章太炎当时的新婚夫人汤国梨女士后来说，章太炎并没有大勋章，上京也没有带勋章，但章太炎的闹，确实非同凡响。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结果不问可知，章太炎被警察带走，在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有“屠夫”称号的京师宪兵头子陆建章的关照下，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遭到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当然，章太炎并没有疯，他虽然有“章疯子”之名，但谁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外号，并不是说他真的精神有问题。章太炎此行，其实真的就是想见袁世凯谈个明白，所以，进总统府的时候，还先投了名片，请承宣官转达。虽然名片一尺五寸长，上书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这是他的个人风格；至于足踏破靴之类，不过是章太炎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向来如此，更不足以说明他的“疯”。他之所以遭到囚禁，既由于他的身份——不仅跟国民党有老关系，而且属于共和党内的对袁不满的人士，还由于他这一闹——不仅不满，而且有了给政府找麻烦的行动。
不过，章太炎之囚，以后来党人的待遇观之，还是相当优厚的。据刘成禺讲，袁世凯曾经对陆建章定了关于囚章的八条规则，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而且毁物骂人，听其自便。东西毁掉了，再买就是。只是除了限制自由外，对见客、谈时局，都有限制，尤其不许有谈时局的文字。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虽然很有违法嫌疑，但作为独裁者来说，倒也常见常用的。当然，章太炎不可能很痛快地就范，他必然也必须反抗，也就是说要接着闹事。作为一个文人，反抗的最佳方式当然是用笔，可是这种文字一个字都出不去，写了也白写。所以，闹，只好找别的办法。办法之一，是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但却让袁世凯头痛不已，派了若干人马来劝，甚至派人打算强行将章夫人汤国梨接来（未果）。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
狗血淋头的文人们
古来文人之厄，莫过于文字狱。大约文人所依仗着的，不过一枝秃笔，不弄点什么在纸上，甚至刻成书，就难受。当然，这一不难受就容易出事。在皇帝的治下，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白纸黑字的议论，如果政治上不正确，又恰好碰上个过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好使的狗，那么就有可能倒霉。有明一朝，在开始的时候，朱元璋识字无多，文字狱往往都是阿Q式的，自家秃头，忌讳人家说光，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自投罗网，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到后来，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稍微像点样了。比如李贽放言无忌，捧秦始皇，赞美私奔的卓文君，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虽然文革时批儒评法的当口，很让江青和梁效们受用，被树为法家的典型，著作还被印成大字本，广为发行，但在李贽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的却是灾祸。——被捉进官里，断送了老头皮。
历朝历代，论起来，还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不仅传统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不仅狄夷这种字眼犯忌讳，连明、清、朱、红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一个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浊清，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说你把“浊”字加于国号之上，是何心肠？甚至如果你在诗文里多用了几个日月，也可能被人告发，说是别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
不过，要我说，文人最倒霉的，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在后人，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被夸成有勇气，甚至有见识。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不仅当时很惨，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在今天看来，属于晦气到家了。
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吴兆骞是明末清初之季，江南有名的才子，这样的才子，在明社为屋之际，尽管没有顾炎武、傅山、张煌言、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国之慨。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做了顺民，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点名堂杀一杀这些人的傲气。于是，科场案出来了，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而取中的举子，则被押到北京，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
一种说法是，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骞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不免浑身颤抖，握不成笔，结果交了白卷。还有一种说法是，吴兆骞被押进考场之后，傲气陡起，说我吴兆骞考个举人还用受这种气，一字不写，交了白卷。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反正吴兆骞交了白卷，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给披甲人为奴了，再重一点，就是绞刑了。尽管吴的文名早已上达天听，皇帝应该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一待就是23年。最后还是一班儿老朋友看不下去，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纳兰惺惺相惜，伸以援手，这才让吴兆骞在暮年回到了家乡。
大学者的“呆气”
但凡有成就的学者，多少都有几分呆气，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问题的日常小事上，他们恰恰显得十分笨拙，甚至可以说是弱智。比如出门不辨起码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会接电话等等，若让补白大王郑逸梅说起来，可以有一本厚厚的书。
在中国，这类呆气表现最为严重的，据我所知有两位：一位是章太炎，一位是金岳霖。因为他们两个，一个出门忘了自己家住哪里，一个忘了自己的名字。
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卖字为生，平时轻易不出门，出门必定有接有送。有次，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叫了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于是对车夫说，我叫章炳麟，就到我家。车夫说，我不认识你。章太炎急了，说，连我你都不认识？你拉上走好了。
金岳霖某天早上起来，突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没办法，只好去问他的车夫。车夫也大有金先生之风，回答说，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说，那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我吗？车夫说，他们叫你金博士。金岳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我原来叫金岳霖。
过去，国人看待学者的“呆”，大抵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觉得可笑，常常以嘲讽的态度面对学者们闹出的笑话。孔夫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凄凄惶惶，有人嘲笑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际上就是这种态度的鼻祖。这种态度如果机缘凑巧，跟文人的反智主义倾向结合起来，后果可能非常可怕。文革后期，白卷英雄张铁生冒出来的时候，当权者有一段时间作兴考专家考教授，就是拿一些日常事务来考那些大教授、大专家，结果还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话。据说，由此证实了伟大领袖读书越多越愚蠢的论断。
另一种态度是羡慕。因为他们把这种“呆”的表现，当成了有成就学者的象征，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名人逸事。甚至还有人刻意效法，故意制造出一些逸事来，表明自己也属于名学者或者是名人之列。他们忘了，这些大学者的呆事之所以变成了逸事，关键在于他们有成就，而且因为这成就变成了名人。如果光有呆事没有成就，那么只好做呆子。所以，西施捧心是谓美，而东施效颦则不仅是丑，而且是呆了。
其实，这些有名的学者，都是平常人，跟我们大家没有太多的区别，可能智商要稍微高点，但也有限。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精神比较集中，总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个或几个点上，也就是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上面。显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一个人格外地把精力尤其是注意力，投放到某些方面的时候，其他的方面尤其他们所不在乎的日常琐事，心思投放过少，就未免显得“弱智”了。俄国作家高尔基说过，所谓的才能，其实就是一种对事物的爱好。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只是当爱好变得专注，才真的变成才能。那些名学者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对某些方面的学问有兴趣，而且能把这种兴趣固化专注起来。当然，也因为这种专注，牺牲了一般人都有的日常生活能力。
我们看学者逸事的时候，哈哈一笑之余，应该有点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