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很多公路仍然十分空旷，尤其在大西北的草原上，通往喜马拉雅的公路上，车辆稀少，只有漫天的北风和沙尘。即便在沿海那些发展迅猛的城镇里，也到处是空旷之路。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区，以及规划中的公寓住宅区。它们在一片片梯田之间蜿蜒伸展着，而这些地方不久就将成为城市的郊区。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村庄，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村民们只能步行出门。正是想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掉的空地——连接着故地的新路，以及即将被改变的景观——最终激起了我的愿望，在中国申领驾照。

到2001年夏季为止，即我向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申请时，我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五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出门旅行都是迫于无奈地坐汽车、飞机、轮船或是火车。穿州过省，踏县过镇时，我都在沉沉昏睡中。但如果是驾车出行，一路上人都会脑清目明。这样的情形到处可见：仅在北京，每天差不多就有一千人拿到驾照，他们因此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的先锋队。这些人多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看来，汽车代表着出行方便、家境宽裕，还有一点赶时髦。可对我来说，它代表着冒险和游历。就连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里面的一些试题都说明，这个行当里根本没有想当然的事情：

223题驾驶机动车经过积水路段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以免发动机进水。

B)停车，检查积水，确认积水较浅时，缓慢通过。

C)在路人的带领下通过。

282题驾驶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

B)仅在看见火车即将驶来时，才可以加速通过。

C)减速，确认安全后通过。

中国人申领驾照时，按规定要进行体检、笔试、参加技能课程训练，随后是为期两天的驾驶能力考试。但对于已经持有国外驾照的人，这套程序有所减免。我参加外国人驾驶能力考试的那天上午，十分闷热，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块湿漉漉的绸布笼罩着京城。考官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双白色的驾驶员专用棉质手套，几根手指被红塔山香烟熏得焦黄。我坐进车里时，他点燃了一根香烟。那是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也是全国最常见的乘用轿车。我摸着方向盘，手心沁出的汗液使方向盘变得溜滑。

“发动汽车。”考官吩咐道，我转动了汽车钥匙，“往前开。”

为了新驾驶员的考试，周围几条街道都专门进行了封闭隔离，形成一个好似等待新生命降生的社区：街上看不见任何机动车，自行车杳无踪迹，一个行人也没有。甚至连店铺，或者沿街随意摆放的摊位也没有。看不见负重超载的人力三轮车缓缓前行，也看不见改装的电动三轮车呼啸而过，更看不见出租车飞驰抢客。所有车辆无不在转弯时闪灯示意，所有行人无不在跨下路肩时左右张望。在北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平和宁静的街道。其后的几个月里，有时我甚至有些后悔，后悔没有尽情体会那一刻的平和宁静。但是，只开了五十码，考官又说话了。

“靠边，”他吩咐道，“可以熄火了。”

考官开始填写表格，只见他那支钢笔如行云流水在纸上翻飞。那支红塔山香烟只抽了不到四分之一。最后，他对我说：“车开得不错。”

驾照上登记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有效期六年。为了防止伪造，驾照上面印制了全息图：一个人站在古式的马车上。那人穿着飘逸的长袍，宛如道家的大思想家老子，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远方。就在那一年，稍后，我开始驾车周游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