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3月17日戴笠坠机身亡后，毛人凤经过和郑介民的激烈争斗，最终当上了保密局（原军统）局长。毛人凤清理戴笠的遗物时，在日记里读到了这样一段话：“余责成智勇可嘉，意志坚定，可堪大用。”自此，毛人凤对余责成另眼相待。不久之后，余责成升任天津站副站长。1949年1月上旬天津失陷前夕，余责成和站长吴敬中被紧急召往台湾，指定为“海峡战列筹备委员会”的成员。

蒋界石十分看重台湾，把台湾岛作为国民党可能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和最后的退路。1948年底，在东北丢盔卸甲的陈诚捧着“台湾省主席”的任命状出现在了台湾，这让陈诚感到重任在肩。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人口已经暴增了100多万。1949年初，在蒋界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大规模的转移就已经开始了。

“海峡战列筹备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之前，在台湾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蒋界石把台湾视为一片尚未被中党“赤化”的净土，他要在这里休养生息，卧薪尝胆，等待时机成熟之时反攻大陆，重夺江山。

吴敬中和余泽成的使命是到台湾为即将到来的“总部”打前站，提前在台湾站稳脚跟，这是毛人凤未雨绸缪的一招稳棋。这为后来军统逐渐演变成台湾五大情报系统之一，成为蒋总统在台湾组建情治系统的中坚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敬中是天津站头号狠角色。他爱财、爱家、自私、精通为官之道，对事物有着很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当年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北伐国民革命军人，年纪大了，看透世事，处世为人老奸巨猾，抗战胜利后开始疯狂敛财，为自己准备后路。

在吴敬中的心中：蒋总统的能力是靠不住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没有希望了。自己年事已高，也没有任何前图可言了。什么是靠得住的呢？是美元，是金条。所以我应该做的，就是收敛钱财，然后带着自己的财产全身而退。那么，我在实现这个心愿上，就需要一个帮手。

余责成，性格内敛、为人低调，做事精细，显然是帮助吴敬中完成敛财的最佳人选了。对此人他非常了解。余曾是自己的弟子，没有背景，没有靠山，这在派系林立的军统内部是很少见的。尤其是余责成因孤身刺杀军统叛徒、汉奸李海峰的事，又深得戴笠赏识，如果利用心理上天然亲近的“师生关系”，钦点余则成来天津站，不但可以讨得戴笠的欢心，更为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人。

余则成是聪明人，俩人第一次会面吴站长一句别有用心地暗示“你是我的人”，就让他明白了吴敬中选中他的目的并非看重其工作能力，而是在为自己中饱私囊找一个放心的代办人。他也就顺理成章的做起了吴敬中的“招财童子”，成为了同僚眼中的“红人”。

吴敬中对余则成很信任，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信任，才使得余则成的潜伏能够如此成功。然而，当天津即将解放，余责成准备脱身的时候，却被吴敬中以“信任”的名义武装绑架上了飞机。

此时，余则成方才大梦初醒：自己的身份已经暴漏了，答案是肯定的。干了一辈子军统的吴敬中，对人、对人性有着太多的见识了，自己的心机很难逃脱他的眼睛。首先自己做的事都很对，情报站每次出事，自己都没有过错。这就很不正常，人可能不出错吗？还有，自己与左蓝的过去，真的就那么简单吗？这些质疑，连马奎、李崖这样的人都能感觉出来，吴敬中这样一个老特务还怎么可能那样的信任自己呢？

余责成认为吴敬中最后是知道的，但为时已晚，所以才会搞突然袭击，坚决把自己带往台湾，“把这样一个知情太多的危险分子送往重庆，对自己实在太危险。”是吴敬中真实的想法。

“我的身份真的已经暴漏了吗？”余责成抬头向吴敬中望去，正遇上吴敬中审视的目光，这目光依然是那么的阴霾，但却少了几分杀气。

余则成明白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但也只有在吴敬中面前他是暴露的。吴敬中不会对自己怎么样，如果毛人凤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吴敬中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相信自己是安全的，至少现在是安全的。

飞机越过海峡向台湾飞去，余责成透过舷窗，回望着逐渐渺远的大陆。由于飞机上许多人默默地叹息声，也使余责成深深沉陷入了告别家园的复杂情绪之中。

陈诚作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在自己的官邸热情接待了“海峡战列筹备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并承诺将为他们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

吴敬中依照毛人凤的指示，首先与保密局台湾站取得联系，确定了第二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要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可此时的吴敬中脸上却没有了当年重建天津站时的风采，那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时期，作为接受大员的他掌握着许多人的身家性命，只要他轻轻地动一下手指，就会让他们人头落地。至于“重建”，他只要相中了什么拿什么就是了，没人敢说不。如今到了台湾，虽说在地位上感觉比过去高出了一些，可怎么看都像是丧家之犬一样的可悲，还不得不去求助台湾站的帮助。

军统时期各地站分3类，1类站160编制，2类编制110人，3类编制60人，天津站属于1类编制，是保密局系统中一个比较大的单位，当年他的手下除正式在编的人员外，还有外围各级组织人员几百号人，整个天津及周边主要城市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权利之大让他现在想起来还有几分得意。台湾站是个总共只有几十人的小站，和他的天津站是无法相比的，不过台湾站的站长林丁力却是一个令他不敢小看的人物，此人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是中国情报界无人不晓的事。

台北的冬天，是雨下个不停的季节，但是不冷。台北一月份最低气温平均为15度，而今冬的气温却常常在10度左右，真正令台北人感到了寒意。余责成他们抵达台北时，当地连绵的细雨停了，太阳明晃晃的，天气好得不得了，身上的冬衣顿时成为累赘。与天津冰天雪地的一月相比，台北的冬天简直温暖如春。毕竟台北还是属於亚热带地区。草是绿的，树是茂盛的，各种花竞相开放，甚至连春天才开放的杜鹃花也抢着在这里温暖的冬天争先吐艳。北方人“惜春总怕春来早”心情在台北完全感觉不到，因为这里的冬天和春天没有差别。

傍晚，台北市的警备司令部接待处，吴敬中和余责成被安排住在一间普通的双人间里，由于战乱的缘故，一切只好从简了。离开天津之后，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单独面对面的呆在一起。

台北的冬季对于住在台北市的人是很冷的，尤其刚刚下过一场雨，路面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空气中也弥漫着清冷的味道。余责成趴在窗口，街上行人很少，寥寥的几个匆匆的过客，低着头，因为冷，将风衣的衣领高高地立起，挡住了半张脸，无法看清楚他们面部的轮廓，他平时喜欢观察别人的表情，喜欢从他们的表情中研究他们正在想些什么，也喜欢从他们的服饰、气质中研究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可这会儿他脑子里想的却是别的事情。

“责成啊，你是不是因为我突然地把你从天津带出来，还在生我的气呀？”吴敬中开口了。

“没有，站长。”余责成的声音显然带着低落的情绪。

“没有就好。天津城守不了几天了，迟早地撤，就算你想继续战斗，可我怎么能把你留在天津呢？”吴敬中面带微笑的望着余责成说道。

余责成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站长。您这是信任我，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他是个性格中庸的人，很少表现出极端生气或是难过的表情。

“责成啊，你不要生气，也别多想，我带你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活一辈子为什么呀？不就为了衣食无忧，舒服、痛快地享受生活吗。什么政治、民主和信仰，都是他妈的那群政客们骗人的鬼话！‘革命’是什么？就是一些人为了一个理由去要另一些人的命，这个理由就是‘钱’！所以穷人要革富人的命。那些富人为什么也要革命呢？因为他们想要更多的钱！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充满热情，在信仰的感召下投身革命，参加了北伐，血雨腥风、枪林弹雨地革命了二十几年，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当年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们，死的死，亡的亡，就我命大活到了现在。唉，我闭上眼就能看见他们年轻时侯的样子------”说到这里，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