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案　合州命案：冤案的产生与平反
　　清朝咸丰年间，川东重庆合州发生一起无头命案。这件普通的基层命案能够折射出清朝冤案产生和平反的诸多关键词：破案压力、刑讯逼供、越级上诉、微服私访，当然还少不了强有力的权力干预。
　　第一回　官员破案压力山大
　　清朝咸丰年间，四川重庆府合州县的七涧桥住着一户姓鞠的人家，父亲、母亲和年轻的儿子、儿媳四人住在一起。一天夜里，母亲向氏醒来，发现丈夫不在床上，她爬起来一看，房门和大门都大开着。向氏赶紧招呼儿子，让他出去看看。儿子很快起来，冲出了房门。向氏在屋里等了好久都没见儿子回来。这时候，儿媳也醒了。婆媳两个人很害怕，不敢呼救，也不敢出去查看究竟，就躲在屋里战战兢兢地熬过一夜，等到天亮了才敢出去查看情况。这一看，向氏和儿媳二人大惊失色。她们发现鞠家父子倒在了门外数十步远的路旁，身上有刀伤，地上都是鲜血，明显是被人杀死的。一桩残忍的谋杀案就这么发生了。
　　案子很快就报到了合州衙门。知州荣雨田按照办案程序，带着书吏、差役、仵作赶到现场，验尸查看。了解情况后，他心里不断地叫苦：这分明就是一桩“无头案”，无目击证人，无现场证物，无破案线索，“三无”。荣雨田找不到头绪，过了好多天都没有发现线索，更不用说抓到凶手了。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荣雨田的压力。但是，当我们了解了清朝对人命案的重视程度，就能理解荣雨田为何压力山大了。
　　清朝以农业为主，社会流动性差，人们生活比较简单，很少发生人命大案。一下子就闹出两条人命，更是耸人听闻。而且，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讲究道德和教化的社会，大家都认为社会应该一团和气，人际交往应该以德服人。官府和官员的一项主要工作，或者说一个主要责任，就是教化百姓，引导他们过上理想的忠君孝亲、和睦团结的生活。在理想状态下，人们是不会相互残杀的，社会是不会出现恶性刑事案件的。如果出现了杀人、放火、强盗等恶性案件，就表明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大家背弃了圣贤的教诲，更是表明官府的工作没有做好，官员严重失职。因此，合州杀人案的发生，无异于在平静的川东投入了一块巨石。大家炸开了锅，重庆府隔三岔五就严令合州快速破案。
　　事实上，清朝对恶性刑事案件的破案要求非常严格。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命案和盗窃案发生后，案发地官府都要“立限速结”，也就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审理完毕。一般说来，人命案要在六个月内审结，其中案发地的州县官府要在三个月内查清案情，抓住犯人，审讯完毕，将其押解到府里，这是案子的初审程序。府里要一个月内完成案件的核查，并把案卷和犯人押解到省城，这就是复审程序。省里接到材料和人犯后，按察司要在一个月内完成核查，报告给总督、巡抚，总督、巡抚又要在一个月内完成案子的审查，然后上报朝廷，等待皇帝的圣裁。整个过程只有六个月的期限。
　　如果是情节特别严重的人命案，六个月的期限就被缩短为四个月。其中，案发地的州县官府必须在两个月内破案，然后逐级上报。同时，各个上级的办事期限也缩短为二十天。
　　应该说，这样的时间要求非常苛刻。不能按时破案的官员要被治罪，处分极严。不能在限期内破案的官员要受到参奏弹劾。一直不能破案的官员，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接受一次参奏弹劾。前三次，官员要受到扣发俸禄、降级留任等处分。如果第四次被参奏弹劾，官员就要降一级调用。而且，如果辖区内有杀人案久悬不破，官员不能退休，不能升职，不能调职。只有杀人案了结了，官员才能继续在仕途上升迁调转。所以，府县的官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辖区内出现恶性刑事案件。
　　如果每个基层官员都是狄仁杰或者福尔摩斯，那么他们还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侦破一切恶性刑事案件。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知县、知州、知府等官员大多数是读书人出身，他们不是狄仁杰，也不是福尔摩斯，不可能每个案子都明察秋毫、办案如神。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省里不断催促府里，府里不断催促州县，一级一级把压力往下推。最基层的知县、知州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合州知州荣雨田就是众多可怜的基层官员中的一个，自己的辖区发生了恶性杀人案，上级衙门和重庆知府多次催逼，态度越来越严厉，话说得越来越难听。而另一边，苦主向氏隔三岔五到知州衙门哭诉，催促破案。自己的乌纱帽眼看就要不保了，而且还两头受气，荣雨田精神高度紧张。
　　面对鞠家命案这样的“三无”案件，荣雨田毫无头绪，他能做的就是每天召集幕僚，商量对策。幕僚们对这桩无头案也束手无策。荣雨田很生气：你们都是我自掏腰包聘请的，都拿了我的钱财，我的乌纱帽没了，你们的饭碗也就砸了，所以，你们给我想办法，给我把这个案子破了。
　　但是，幕僚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大家沉默了好一会儿后，刑名师爷，也就是专门帮助荣雨田处理司法事务的师爷，说：“衙门里的刑吏陈老伦，人脉广，手腕高，在合州很有办法，大人不妨托他试试。”荣雨田听了大喜，赶紧派人叫来了陈老伦。
　　陈老伦是何许人也？陈老伦是合州本地人，在合州衙门里协助办理司法事务。为什么知州大人和饱读诗书、经验丰富的幕僚们都束手无策的案件，陈老伦会有办法呢？他们为什么要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到一个小小的书吏身上呢？这就需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清代书吏的情况。
　　清朝曾经被形容为“本朝与胥吏共天下。”胥吏就是书吏，也就是官府衙门里具体办事的小吏。书吏不是官员，而是从本地居民中挑选出的办事人员，负责维持衙门的运转。他们熟悉当地语言，对民俗民风、人情世故都很了解。同时，他们也熟悉官府的游戏规则，清楚衙门里的弯弯绕绕，对各种规章制度、案例条文和政务的来龙去脉都弄得清清楚楚的。相反，官员们在政策把握，运用条文和日常公文方面，都没有书吏精通。书吏和衙役中的很多人从小就吃衙门饭，办事老到、稳重，经验丰富。官员要在当地开展工作，还真离不开他们。
　　从源头上来说，书吏和衙役是官府从老百姓当中征发的服役人员，被征发的人有义务替官府衙门干活。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家庭垄断了书吏和差役的职位，父子相传，以当差为生了。书吏和衙役成了一种职业，不用再从老百姓中挑选。官员任职有回避制度，不能在本乡、本土为官，书吏和衙役则不需要回避，家里几代人可以都在同一个岗位上当差，最后就成了衙门里的地头蛇，可谓“铁打的差人，流水的长官”。
　　因为老百姓服役当差是义务，所以基本上没有报酬。书吏每年还可以领取低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补贴，衙役则没有任何补贴。但是，书吏和衙役又把持着基层实权，有大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机会。久而久之，他们把经办的政务当作生意。比如，老百姓去衙门打官司，衙役可以向当事人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费”“解锁费”“带堂费”，等等。这些费用是怎么回事呢？原告被告打官司的时候，衙役们要跑前跑后，有时还要出去调查取证，所以需要当事人承担鞋袜、酒水和吃饭的费用，这就是“鞋袜费”“酒饭钱”。“车船费”是衙役们乘车坐船等交通费用。而“招结费”中的“结”是印结的意思，是古代人承诺、确认和说明情况的字据。衙役调查取证后，如果当事人不给“招结费”，就休想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字据。“解锁费”就是当事人为了解除枷锁，给衙役们的贿赂。“带堂费”顾名思义就是衙役带你上堂，你要给他钱，不然他不带你上堂，让你根本见不到官吏，到时候，当事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在露天里接受风吹日晒。
　　衙役直接接触当事人，书吏则坐在屋子里处理公文，协助办理政务，权力就更多了。书吏向当事人索要的费用有：“纸笔费”（当事人要承担书吏笔墨纸张的费用）、“挂号费”（为了让自己的诉状或者要办理的事情在衙门里挂上号，留下记录，当事人要给经办的书吏送钱）、“传呈费”（当事人向官员递交呈文，书吏传递呈文，当事人要支付传呈费）、“买批费”（就是当事人购买官员批示批文的费用）、“出票费”（这里的票是传票。衙门通知有关人员到庭问话，需要书吏发出传票。这个环节，当事人也要付费）、“到案费”（相关人员来到了衙门，需要书吏登记。书吏会向双方当事人收费）、“铺堂费”“踏勘费”（这两个都是书吏跟随官员办理相关事务，向当事人勒索的费用）。案件侦破了或者政务办完了，书吏还要向当事人收“结案费”。这些大大小小的费用加在一起，差不多能让一个普通人家破产。如果你到了衙门后，发现费用太高了，打退堂鼓自己撤诉了，或者原来想办的事情不办了，对不起，你要向书吏交一笔“和息费”，不然不能走。
　　其实，上面说的这些名目繁多的费用，老百姓都不应该支付，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衙役和书吏的分内事，是他们应该做的，当事人根本就不需要付费。但是，书吏和衙役却利用每个细微的环节，索要贿赂，敲诈勒索。不给，他们就在技术层面给当事人穿小鞋，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借口坏当事人的事。总之，书吏和衙役逐渐演化成了一个特有的阶层，他们既是老百姓，又有官府背景，既熟悉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又熟悉纸面背后的游戏规则。他们的负能量不可小觑。
　　如果问题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官员是不会屈尊依靠书吏和衙役的。但是真遇到了难题，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不了，官员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到这些衙门里的当地人身上。合州知州荣雨田就在巨大压力面前，把陈老伦当作了救命稻草。
　　荣雨田向陈老伦许诺，如果能破了鞠家命案，就赏给他五百两银子，还会提拔他。陈老伦一口应承下来，但提了一个要求，他说鞠家命案复杂，请知州大人宽限一些时间。荣雨田答应了，并预支了一笔赏金给他。
　　陈老伦接受了任务后，是怎么做的呢？他先派了一个媒婆到鞠家，和向氏套近乎。媒婆关切地询问了鞠家命案的基本情况，对向氏说：“你家遭此惨祸，真可怜。我看你家挺贫困的，今后你怎么生活啊？衙门短时间也破不了案。找衙门办事，到处都要花钱，案子拖得越久，要花的钱就越多，你拿什么钱到衙门办案？何况你们俩还要吃饭过日子呀。”
　　媒婆的几句话道出了向氏内心深处的担忧。向氏皱起了眉头，说：“是啊，我们娘儿俩的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啊？”媒婆这时候马上关心起向氏来，说：“不如你把你的儿媳改嫁了，既可以省一份生活费，又可以得到聘金。”明清时代的女子改嫁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寡妇的夫家主动提出让寡居的儿媳改嫁，她就能顺利改嫁。
　　向氏听信了媒婆的话，托她物色人选，想把刚刚守寡的儿媳改嫁了。媒婆推荐了陈老伦。向氏听了媒婆的介绍后，对陈老伦很满意，一是陈老伦在合州衙门里办事，有身份，有地位。向氏觉得能够攀上衙门里的人，很荣幸。二是听说陈老伦很有手段，很会办事，收入也很高。把儿媳嫁过去后，不仅儿媳的日子会过得不错，而且陈老伦还能接济帮助自己，那多好啊。所以，向氏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将儿媳嫁入了陈家。
　　陈老伦娶到新夫人后，对她很好。家里的事情，无论大小，包括理财都托付给她。陈夫人在鞠家哪有在陈家过得这么安逸富足，她很快就喜欢上了如今的生活，忘记了前夫。她很庆幸自己过上了好日子。
　　可美中不足的是，陈老伦工作很忙。结婚后，陈老伦回家越来越晚，而且常常下班回来面带忧色。陈夫人就问丈夫怎么了。陈老伦一开始不想说，陈夫人问了几次后，陈老伦就说：“夫人不要问了，衙门里的难题我来解决。”陈夫人怎么可能不管，她说：“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遇到了难题，我怎么能不闻不问呢？”陈老伦这才说，知州大人把侦破鞠家命案的任务交给了自己，自己没有头绪，向氏又天天到衙门里催问。陈老伦用商量的口气对夫人说：“夫人，你能不能去做做你原来婆婆向氏的工作，劝她别再上衙门催问了。”陈夫人面露难色，说向氏的丈夫、儿子都死得很惨，她怎么会善罢甘休呢。陈老伦也就不再说了，沉默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