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帝王的痛苦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是个震惊世界的日子。
　　那几天，中国天空没有一架飞机，官方几乎停止了一切外事活动。从华盛顿到巴黎，从东京到台北，都猜测大陆发生了重大的事变。最初开始传说林彪死讯的中国人小心得无以复加，有些传播小道消息的人被人告到公安局，大约八千人因此而被捕，罪名是“用死来诅咒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
　　后来的官方说明是：林彪急于抢班夺权，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果断，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斗争，林彪及其死党叛国投敌，匆忙中准备不足，飞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落得个折戟沉沙，暴尸荒野。于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但是，官方对整个事件的解释总给人临时拼凑的材料的感觉。它用时过长，内容却过分潦草。一时的震惊过去后，陆续有人提出疑问，渴望弄清楚林彪的死因。至今仍没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问题是：
　　一．毛泽东是怎么事先发现林彪的反革命计划的？是不是有人事先向毛泽东报告了很多材料？如果有，那么这个人或这些人对毛和周，都是很大的功臣，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要极力表彰的。为什么没有表彰？谁是这个事件的无名英雄？
　　二．整个九·一三事件看起来就象周、毛什么也没做，静看着一个大将军坐上一架劣等玩具似的飞机，飞了一会儿就掉下来摔死了。毛在林彪死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做吗？那是不是毛、周合谋的一次政变？林彪的逃跑只是为避难求生而落入阴险的圈套？
　　三．即使相信林彪是乘坐三叉戟出逃的，可为什么三叉戟会坠毁？一九九四年一月，美国记者彼得·汉纳引用蒙古和前苏联专家的证据说，该三叉戟不是因燃料不足而坠毁的。但是燃料充足的三叉戟为什么要在那开阔地上冒险降落？飞机机翼上那个圆形的大洞，到底是被武器击中的呢，还是真的在起飞前碰了油罐？
　　四．林彪不是个性情急躁做事潦草的人。为什么历来指挥若定的大将失去了行动章法，甚至显得无能、畏缩、懦弱和呆滞？林彪是名将，如果他要政变，就会有一整套应变计划，怎样发难，怎样控制形势，怎样攻击，甚至失败后的避难也都要安排好。而北戴河交通不便，对方耳目太多，不利于行动，林彪真的将那里作为指挥中心发动政变吗？
　　五．官方描述的九一三事件中，几乎就是叶群和她儿子在忙乎，林彪象一个被搬来搬去的木偶。一个指挥千军万马，从东北到海南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林彪会将这样的滑稽潦草的计划付诸实行？清醒缜密、独断专行的林彪，会在事关身家性命的大事上被一个愚蠢的女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左右？
　　六．香港《镜报》一九九一年有连载文章——《相见时难别亦难》——描述叶群当年选美为林立果所挑的对象张宁访问林立衡的过程和感想。在那篇文章里，张宁肯定地说：“其实，当年关于对林彪的定性定案，以及所谓五十七号文件，是四人帮一伙盗用林立衡的名义，欺骗了世界舆论。”他们是怎样盗用怎么欺骗的呢？这种盗用，是不是现在的掌权人怕危害那些已作定论的“正人君子”的声誉？

　　七．林立果对张宁说北京可能要发生重大事变，叶群的地位要下降，根据是什么？他叫张宁少说话，是指林立衡，还是指别的势力？为什么林立果说北京可能被敌人占领，而且要张从内部斗争考虑？

　　八．林彪为什么在临行前流眼泪？林立衡将她父亲要跑的行动提前两个小时报告了周恩来，警卫部队为什么没在路上拦截他们？警卫部队还收到来自北京最高层的命令，要促使林立衡和她丈夫一起上飞机，但林立衡拒绝了。这个要一网打尽的计划是毛的主意还是周恩来的主意？三叉戟离开山海关机场后先是向南飞的，后来又回到起飞的地方，是不是要求降落而因机场灯火关闭不能实现？

　　……

　　本书描述和探讨的，就是林彪最后几年的政治生涯和他那不明不白的死。

　　林彪是中国大陆当代史，尤其是文革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他，正确地描述他及他周围的那些人，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儿。黑幕政治下的荒诞之谜太多，弄清楚很难。这些公开的刽子手和装成正人君子的家伙，曾经如此藐视中国人的胆量和智慧，以为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正因此，我们才特别希望识破他们。而且，认识林彪怎样一步步走向死亡比飞机到底怎样坠毁更重要。

　　本书有三点是新的：

　　一．从新的角度描述毛泽东晚年的政治颠簸，以及他的理想和手段的冲突。
　　二．从新的角度分析所谓贤相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这可能激起一些按常规思索的人的反对。
　　三．对文革的起因、发展给予了不同的描述和评价，有悖于很多人的习惯认识。
　　无论怎样，作者真诚地希望和读者一起讨论所有书中提出的问题。
　　酷热的夏天过去了。
　　十月金秋，北京的空气凉爽宜人。
　　美好的季节并没给毛泽东带来好心情。头天晚上，他本打算熬个通霄，将过去写的诗词好好整理一下，今天交出版社的。此事下边已经催了多次，他也答应了人家，可就是没有充足的精神去完成。昨晚刚改了两三首，就觉得困倦，和衣倒下了。倒下就倒下吧，好好睡一觉也不错。可偏偏又睡不好。一大早醒过来，就觉得情绪浑浊，心气狰狞。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看什么都没个界限。他找了半天原因，以为是叫屎憋的。蹲进厕所去，看了司马光的一篇文章，还翻了几页尼采的书，等待那肮脏的到来。半个小时过去，一点屎也没拉出来，尿倒是撒了不少。游荡到屋子里，想再做点什么，也没精气神了。他想：起这么早的人，肯定什么也干不成。
　　丰泽园比以前清静多了。虽然主人照样还有事干，但主要的热闹是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那边了。这样也好，省得整天埋在那些事务中，什么大事都没时间考虑。事无巨细，样样躬亲，不仅对身心不利，而且会不得要领，再说，那也不是大家作风。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要真正做到心气和平，就不那么容易了。毛泽东看起来轻松潇洒，可实际上并不尽然。他经常觉得不放心，经常感到凄凉孤寂，仿佛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热闹。落寞的感觉从中南海的水面上一阵阵飘卷而来，叫人好生烦恼。时移事易，人们正在转移他们的关注，有更切实的人物和事件吸引他们。毛泽东有点酸溜溜的。

　　警卫长李银桥今天挺高兴，因为主席起床早。
　　毛泽东到湖滨散步，他不远不近地陪着小心。
　　中办主任杨尚昆进丰泽园时，和他摆了摆手。
　　虽然还没下霜，但荷叶已经衰老，失去了阳光下连天的碧绿，也失去了和风细雨中摇曳的韵致。岸边的柳树，样子依然婆娑，但没了那种旺盛的颜色和弹性。干瘦的柳树叶子落下来，浅唱低吟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不论是斜阳草树寻常巷陌，还是镂金镶玉皇宫帝阙，都熬不过季节与光阴的折磨。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自言自语道。
　　他今天看来并不那么高兴，神情落寞，目光游移惶惑。
　　李银桥没有说话。主席情绪不好时，能不吱声就不吱声。
　　一连三个夏天，主席都是在烦恼、忧伤，甚至是愤怒中渡过的。事大事小，都过去了。有时摧枯拉朽，扫荡敌人。有时游览山水，寄托性情。功业卓着辉煌，倒不能说虚度了年华光阴。但主席总是不高兴。“一九五九年夏天的那个会，开得不能再糟了。”主席说过：“我从杭州到武汉，第二次游了长江，心情本来很好。然后，从武汉到九江，在那里召开了中央领导和部分省委书记会议。我做了些检讨。他们高兴了。可是烧香引出鬼来。到庐山后，彭德怀骂我的总路线，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
　　庐山会议最初开得很顺利。毛说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他那时心情舒畅，除了游览山光水色，就是找人聊天，说古论今。他还说：要在大会上承认一些错误。刘少奇对周恩来说：“这样很好。他一开头，别人就好说话了。”
　　可是三天后，主席突然变得寝食不安，情绪烦躁，吃了安眠药仍难以入睡，而且神神叨叨的。李银桥当时以为是因贺子珍的谈话勾起了主席的感情纠葛，心里沉甸甸的。尽管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好，但下边的人不好说什么，江青还是江青。
　　有一天，接连来了几位首长。他们走后，毛问李银桥：“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
　　李银桥说不知道。“他叫彭得华。得华啊！”毛神经兮兮地说。
　　毛泽东的那副神情，既饱含着农民的狭隘，又别扭着帝王的刚愎。他摇头晃脑地琢磨着，狡黠的冷笑中洋溢着阴暗的神秘主义气息。毛的权力高台上到处布满多疑的雷达，而他具有将任何信号变成行动——千百万人都必须同时奉陪的灾难深重的运动——的特权。
　　“得华。这个人想得中华啊！”毛泽东恨恨地说：“他故意改了名字，以为我不知道！”
　　风云翻覆，雷电激荡，烟雨迷蒙。毛泽东这样一想，庐山会议的形势就立即变化。
　　各地的诸侯都被毛泽东请来了。在北京工作的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来了。毛泽东每次接见新来庐山的人，都要说这样一句话：“我就是不相信人民解放军会跟着他彭德怀造反！如果解放军造反，我就只好上山打游击。”说这话时，他几乎总是抽着烟，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象一个孩子在思考严峻的问题。这时大家都轻松地帮毛泽东否定那种设想，在说解放军绝不会跟彭德怀造主席的反的同时，也顺便表示了自己的忠诚。

　　毛泽东就知道他们会这样回答。他几乎从每个人脸上都看见了怯懦、顺从和自私。他们不敢说真话，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一个皇帝的忠臣。他们没有胆量换个新皇帝，更没有力量再建立一个新朝廷。有些人还以为每个同伴倒下去都会给他自己空出地盘来，至少他们可以更安全些。这种情况是毛泽东期待的，可又是他所讨厌的。如果下边充斥这样一帮不敢说真话的人，处于宝塔尖端的人不会有好结果。历代皇帝都是这样。一旦有了新人可以拥戴，这些人马上就会随风转舵。只有那种敢于直言的人，如魏征，如海瑞，国家才能兴旺，帝王才能安全。而彭德怀恰恰就是这种人。毛泽东忘记不了那天的吵架。他质问彭德怀：“你已经骂了我二十天，指名道姓的，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彭德怀居然敢当面扯着嗓门骂他：“在延安你*了我四十天的娘，我*你二十天的娘不行？”那种平等的吵架是多么痛快！也许永远没有人能够这样和他吵架了，政治上没有了挑战者，日子该是多么寂寞！
　　整整一个夏天，毛泽东都被这种悖论所煎熬。他打倒的，他摧残的，他消灭的，正是他的理智所喜欢的；他保留的，他玩弄的，他爱护的，偏偏是他最蔑视的。论前者，他是昏君，但这个昏君又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的残酷中有着过人的聪明。论后者，他是超人，但这个超人的高傲中有着最庸俗不过的感觉。他喜欢挑战，这应当是勇士的品行。可他必须利用怯懦的人对付向他挑战的对手。他老觉得没有充分的力量对付对手，总要借助于什么。这一点，有时叫他感到羞愧，而且心惊胆战。唯一的安慰就是那个信条：在政治家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