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从大乱到大治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
　　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
　　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
　　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
　　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
　　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

　　开篇这首诗，是羁旅北周的南朝文人庾信的《拟咏怀》。

　　庾信出生在南梁，文采一流，声名显赫，先后担任过东宫学士和建康令，却因为侯景之乱，从建康颠沛流离，逃到江陵，又因为西魏攻陷江陵，成为亡国奴被带到长安。南梁灭亡后，庾信留在北周，终老一生没能回到南方，他感世伤怀，思念故国，写下了二十七首题为《拟咏怀》的诗篇，此为其中的第十一首。

　　庾信生活的时代，便是本书故事所发生的年代——公元六世纪。

　　公元六世纪，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曾经有千千万万的人与庾信有着相似的经历；而公元六世纪的中国，也和庾信一生的遭遇一样，有悲、有欢，有起、有落，有咏不完的激昂，有叹不尽的情怀。

　　这又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世纪。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大分裂时代，从东汉末年算起，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南北对峙的局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南方的梁国刚刚取代混乱腐败的南齐，而北方的魏国，则渐渐显露出暮气。在这个世纪中，有三件大事影响深远，头一件，是北方的六镇之乱，第二件，就是南方的侯景之乱，而在南北两大乱之后发生的第三件大事，却是隋文帝统一中国。在大乱之后，中国居然没有像中世纪的罗马四分五裂，反而迎来了大治，以空前强大的大一统形式为这个世纪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我们在今天翻开历史书卷，回望神奇的公元六世纪，看到的是一场难分正邪对错的大动荡，一段沧海横流、显英雄本色的大时代，整个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辉煌，最终在烈火中涅槃重生。

　　在本书中，我们将循着三件大事的前因后果，走过大乱到大治的公元六世纪：《绝代双骄》与《侯景之乱》分别讲述六镇之乱和侯景之乱的前因后果、英雄人物，而《三分归隋》讲述的则是中国如何最终重归一统。

　　好了，现在就把视线的焦点首先集中到公元六世纪中间的一个年份——公元546年。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一、传奇的开端

　　公元546年的冬天异常漫长。这年的年底，在亚平宁半岛上与东罗马人交战了数年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在国王多迪拉（Totila）的指挥下重新占领了罗马城。然而，他们却无力守卫这座惨遭战火蹂躏的城市，被迫宣布退兵。与此同时的东方，同样争斗多年的两个政权也在一场攻城战后暂时停息了战火。与西方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损兵折将的东魏并没有攻下这座守备坚实的城池，却只因为一个人的倒下而全军撤退。

　　十二月，东魏军退往晋阳，上上下下惶遽不安，人心思反，士气低落。有人开始传播一个来自西魏的消息：在攻打西魏重镇玉壁的过程中，东魏的最高统帅高欢被西魏守将韦孝宽的劲弩射中，已经身亡，只不过真相被高欢的左右严密封锁了。

　　西魏境内的传言则更加传神，嬉戏的孩童都把“劲弩一发，凶身自陨”的儿歌挂在了嘴边，可怕的诅咒弥漫在两魏交界的黄河边上。

　　面对如此的危机，只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化解，他就是事主本人，东魏丞相、渤海王——高欢。

　　高欢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杀，但年过五旬的他已经身染重疾、力不从心。他勉力撑起病体，在中军大帐召集众多大将。环视帐内，将军们依然生龙活虎。自信都起兵以来，风风雨雨十六个年头，将士们出生入死，马上马下，几度干戈，几度浮沉，今日无功而返，情何以堪？

　　看透高欢心思的老将斛律金肃然起身，道：“卑将今日触景生情，愿在帐中高歌一曲，以振军中士气！”

　　高欢两眼放光，欣然同意。斛律金遂用鲜卑语引吭歌道：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曲至高潮处，高欢情不自禁老泪纵横，和声共唱，于是整座大帐里都回响起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名曲《敕勒歌》。

　　高欢这个名字，是如此的掷地有声，他几乎是用一生改变了南北朝历史的走向。他那传奇的故事，以及与他势均力敌的对手，也会像《敕勒歌》一样，不断流传下去。而这一切，都从“传奇”的开端说起。

　　高欢的先祖出自渤海郡蓨县（今河北景县），高氏在当地是大族。五胡大乱，幽州是后燕的势力中心，高欢的曾祖高湖在后燕慕容垂手下任职，提出的意见未被采纳，还被免官。北魏入侵后燕，高湖就投奔了拓跋珪，官至右将军。高欢的祖父高谧做到侍御史，因为犯了事，被流放到北魏北方六镇之一的怀朔镇。高欢父亲高树那一辈一直就住在这个胡人聚居的地区，从语言到习俗逐渐与鲜卑人没有什么差别。高欢出生后，高树还给他起了一个鲜卑名字：贺六浑。

　　与刘寄奴一样，贺六浑出生时也是难产，孩子下来了，老娘就去世了。幸亏他还有一位成年的姐姐，嫁给了镇上的狱队尉景，就把高欢接到家里来养着，小高欢才免却了夭折之灾。

　　高欢四岁那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北魏朝中发生了大事，孝文帝元宏在最后一次南征的归途中驾崩。太子元恪继位，是为北魏世宗宣武帝。

　　在《明主昏君》里我们提过，元宏临终之前，本打算将政事一概托付给弟弟彭城王元勰。元勰这个人是元宏兄弟之中汉文化水平最高，也最懂事理的一个，他深知官场复杂，权高盖主，将来必难全身而退，所以硬是不肯接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孝文帝无奈之下，便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加上太尉咸阳王元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元澄，六个人同为顾命大臣。

　　这六个人的地位各不相同，其中王肃和接替李冲之位的宋弁都是汉人，王肃更是南朝的降将，于皇帝家事自是远了一层。遗诏下来没多久，宋弁就去世了，王肃也倍受排挤，一直被限制在南方边境不得回朝，两年后死在北魏刚刚到手的南朝重镇寿阳。去掉了这两位，剩下的四位就都是北魏的宗室了：元禧、元详是孝文帝的弟弟，元澄是孝文帝的叔叔，元嘉则是孝文帝的叔祖，前两位权力较大，后两位则威望颇高。

　　新登基的宣武帝只有十七岁，被立为太子的年数也极浅，执政经验明显不足（北魏皇帝的成熟年龄不断延迟，不知道这是否也与汉化程度的加深有关系）。他最为信任的其实还是六叔彭城王元勰，孝文帝虽有遗诏，命他遵从元勰归隐的意志，他却不死心。宣武帝几次召见元勰，要任命他做丞相，元勰呢，则每次都搬出孝文帝的遗诏，执意表明自己不愿辅政的心迹。宣武帝不得已，只好任命他做持节、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想用一大堆官衔压住他，迫他在政事上对自己有所帮助。元勰屡次推辞不过，勉强接受，但也只是上任走走过场，对于权谋毫无兴趣。

　　（元勰打心底十分欣赏南朝文化，在感情上倾向于做一个清流。问题在于，你既然身为宗室，处在权力的高层，想要一尘不染、独善其身地做一个宗室中的隐士，又怎么可能呢？元勰是个有才识也有能力的人，年纪也轻，明智的做法，就应该是在皇帝对他信任的前提下，主动接过重任，调协各方势力，以摆脱孝文帝死后北魏朝中权力争夺的危机。在这个时候，是绝不可以念小我而废大家的，这是元勰本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北魏政权的悲哀）

　　既然元勰不愿辅佐，宣武帝就只能向身边的亲信们“请教”执政要领了。常侍卫左右的左中郎将于忠（当年北魏猛将于栗的曾孙）乘机对宣武帝说：“辅政诸王（指元禧、元详等人），专横放纵，其意难测，陛下应该早日将其罢免，亲揽权纲。”

　　于忠向皇帝进谗言打压元禧等人，可不是出于什么国家社稷之大义，而完全是为报自己的私愤。于忠的父亲于烈是个领军，骄奢贪淫、喜好排场的元禧对于烈提出要求，请他从羽林虎贲军中退下来的老兵里头选拔一批人，给他做仪仗队，遭到严词拒绝。元禧怒火中烧，派人给于烈传话，说：“我，乃是天子的儿子（指魏献文帝之子），又是当今天子的叔父，身为元辅，向你提点小小要求，与皇帝诏书有什么区别？”

　　于烈的确也够烈，回答说：“我于烈不是不知道王爷的显贵，但是派人来要天子的羽林军，这是万万行不通的！我于烈的头可以给你，羽林军，对不起，给不了！”一句话给顶了回去。

　　元禧遭此“大辱”，便与于烈结下了仇怨，他命于烈做恒州刺史，想把这个眼中钉贬到外地为官。于烈辞官不得，便称疾不出，私下里让于忠去皇宫里做“思想工作”。

　　宣武帝也看不惯元禧飞扬跋扈的样子，于忠的建议令他深以为然，暗中表示赞许。这一赞许可开启了朝纲乱事之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于忠的那句话，就不难发现它在逻辑上的问题。元禧的确“专横放纵”，甚至于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但是因此就将打击面扩大到“辅政诸王”，不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北魏朝中暂时能镇得住局面的，也就是这几位王爷，宣武帝久居深宫，若要亲政，一时没有可以倚仗的势力，那就相当危险了。

　　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春天，北魏皇帝准备举行祭祀宗庙的大典。依照惯例，祭祀前夜诸位王公需在宗庙东面的侧坊内用斋。宣武帝秘密让于忠通知于烈，次日清晨入内侍卫。

　　天一亮，于烈来了。宣武帝命他带上六十名卫兵，到各位王爷的寝所宣读诏书，将王爷们一个一个带到皇帝接见大臣的光极殿。

　　不一会儿，元禧、元勰、元详等人齐聚殿内，这架势哪里是请人，分明就是重兵押解哪。宣武帝见几位王爷并无防备，心中有了些底。

　　他开口说道：“朕愚昧不才，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也快三年，实在是多亏了诸位叔父的尽心辅弼。叔父们做得非常辛苦，朕今天便宣布亲理朝政，请暂回府上，自有职责安排。”

　　元禧被轻易夺权，心有不甘，可是宣武帝准备充分，实在无法提出异议；元勰是本来就无心为官的，没有任何意见；元详是几个叔叔里年纪最轻的，但也是最狡猾的一个，他预先就与宣武帝通了气，还说了不少元禧、元勰的坏话，皇帝出这一手他早有预感，料想不会给亏待了，当然也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