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二．“六条是非标准”与“四项基本原则”
　　三．为权力而“真理”
　　四．为真理而权力
　　五．从文革看“为真理而权力”
　　六．从改革看“为权力而‘真理’”
　　七．年轻一代与毛泽东
　　一．前言
　　2009年3月，网友“秦川牛”点名给我出了个题目：“写一篇‘持权抢劫’与毛泽东权力观的对比文章”，“让大家明析这二者的根本差别”。
　　说实话，这个题目大起来可以大得没边，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处处皆文章。但对我而言要写通写透写明析却着实不易，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或者在文字表达上都极具挑战性。我硬着头皮绞尽脑汁了几个月，悟出的体会是：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一个是“为真理而权力”，一个是“为权力而‘真理’”。
　　二．“六条是非标准”与“四项基本原则”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分辨是非的六条标准：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毛泽东总结说：“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总结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的“六条是非标准”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不同？
　　1．形式上的不同：
　　⑴．一个是“六条”，一个是“四项”。
　　除了文字表达的不同，“四项基本原则”把毛泽东的六条在形式上保留了两条，去掉了三条，更改了一条，增加了一条。
　　在形式上保留的两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
　　去掉的三条是：
　　――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简言之就是“两个团结”、一个民主集中制”。）
　　更改的一条是：把“人民民主专政”改为“无产阶级专政”。
　　增加的一条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⑵．一个“最重要的”是两条，一个“最核心的”是一条
　　毛泽东：“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⑶．一个“争论”，一个“不争论”
　　毛泽东允许争论，提倡争论：
　　――“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
　　――“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邓小平不允许争论――“不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争论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
　　2．内涵的不同
　　一个是“两点论”：“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一个是“一点论”：“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两点论”虚实结合，体现了真理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党的领导”即权力。“社会主义道路”即原则真理。为了社会主义，所以需要党的领导；确保党的领导，是为了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靠“党的领导”保证。不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就是多余。没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是空谈。“社会主义”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是真理与权力的关系：权力为真理服务，真理靠权力实施。真理是目标，权力是手段。“社会主义”是目标，“党的领导”是手段。目标指导手段，手段为目标服务――为了实现真理，所以需要权力。获取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真理。为真理掌握权力，用权力捍卫真理。真理制约权力。真理指导权力。权力服从真理。权力服务于真理――“真理高于权力”。
　　“两点论”体现的真理与权力的关系完全符合现代科学揭示的“软件”与“硬件”的辩证关系――软件指导硬件，硬件服务软件。没有硬件，再好的软件也是空中楼阁；没有软件，再好的硬件也无用武之地。没有乐器，再好的乐曲也等于没有；没有乐曲，再好的乐器也等同废物。软件与硬件缺一不可。真理与权力缺一不可――不要真理的权力是流氓匪盗。不要权力的真理是迷信空谈。软件与硬件、真理与权力就这样虚实结合、浑然一体、相辅相成、对立统一。
　　“两点论”是“六条标准”的集中。有这两条，就必然导出其他四条（国内外人民的团结、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实现这点就必须把绝大多数人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共同奋斗，这就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就需要团结，就需要民主集中制，就需要人民民主专政。真正的社会主义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相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平等。根本利益相同，所以才能够组织起来。相互关系平等，所以才得以团结，才能够而且必须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让人民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
　　毛泽东的“六条是非标准”非常科学严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两条中决定问题性质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而这“社会主义”是真是假何以验证？用“人民的团结”和“民主集中制”来验证――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或搞假社会主义，那当权者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就不相同，就必然靠强迫使绝大多数人服从统治，就不存在把人民组织起来的问题。既然是强迫，还需要什么民主集中制？（所以“一把手”会变成“一霸手”。）团结的基础是平等。平等的基础是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搞社会主义就没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一切关系就只能是各谋其私的交易，就只有勾结，没有团结。没有团结、没有民主集中制的专政当然谈不上人民民主专政――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肯定不要民主集中制，肯定不要人民的团结，而要千方百计使人民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互相猜疑、彼此堤防，这才能驾驭控制，维持统治。反之，如果不要人民的团结、不要民主集中制，那肯定没搞真正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就是这样用“两个团结、一个民主集中制”这三条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标准来校验、判断是否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是非标准”是有虚有实、虚实结合、既有理论性又有可行性的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
　　“一点论”只认实，不认虚，用实的取代虚的，用一项架空三项――说是“四项基本原则”，其实有三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虚的，只有一项（“党的领导”即权力）是实的。名为“四个坚持”，实际只有“一个坚持”――坚持权力，其他三项都是徒具其名，有等于无。
　　“一点论”把毛泽东的六条里“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变成了一条：只有“党的领导”即权力是核心，社会主义则不是核心。既然社会主义不是核心，自然就不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在“四项基本原则”中，真理不是最重要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党为理想存在，而是理想为党存在；不是权力为真理服务，而是真理为权力让路。只要权力，不要真理。真理屈从权力，权力高于真理。
　　“四项基本原则”只有权力这一项是实实在在的，其他三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都是空空洞洞的，因为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约束，可以任意解释。只要掌握权力这个“核心”，一个“不争论”就可以轻而易举把“四项基本原则”中那三项全部推翻架空，翻来覆去肆意玩弄――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争论。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争论。姓社姓资？不争论。只要有权力，一切不争论，谁有权谁说了算，谁有权谁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爱怎么编排怎么编排。只要脸皮厚，不怕多荒谬――所以从《共产党宣言》起就以公有制共产为独门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会变成追求“私有化私产”、“与时俱进”的特色“马克思主义”；闹共产的共产党会变成不共产、闹私产、假公济私的“共产党”；甘愿当无产阶级才有资格参加的共产党会变成资本家争先恐后参加的“不共产的共产党”、私有化的“私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会变成富豪当家的“有产阶级专政”；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会变成“国际接轨”、“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特色社会主义”……黑会变成白，白会变成黑，一切全部颠倒，一切归功于“权力”+“不争论”。
　　用“四个坚持”砍掉毛泽东的“两个团结、一个民主集中制”这三条是很厉害的一着――这三条是实实在在的能说明问题性质的标准。去掉了这三条，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没有客观检验标准了，就可以任凭自己解释了。这就如同数字通信去掉了校验码，让你无法弄清信号是真是假――虽然表面上增加一条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那其实没什么实际意义――只要“不争论”，什么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可以任凭自己随便解释忽悠。
　　“不争论”是权力到手之后才需要的玩艺。权力没到手时决不搞“不争论”――1978年大闹“真理标准大讨论”时何曾有半点“不争论”？因为当时大权还没到手，需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拨乱反正”、“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思想解放运动”等诡辩制造舆论蛊惑人心，用精心歪曲的“实践”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借以篡夺大权。一旦大权到手，调子就变了，就要用“四个坚持”以至枪炮坦克严厉镇压一切反对自己言行，从此有了“不争论”――没权时“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了权便“不争论”。所谓“不争论”就是专横跋扈说一不二，不许任何人对自己说半个不字。看看“不争论”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就可以明白什么叫“为权力而‘真理’”。
　　鲁迅说：
　　――“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的威武之类。”
　　――“而红头阿三说的是：勿要哗啦哗啦！”《伪自由书．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