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春梦》是一部长达230万字的章回小说，全书共分八集三百二十回。写蒋介石在大陆的大半生，从崛起到覆灭，遁往台湾，另续残梦为止。八集分别为《郑三发子》、《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血肉长城》、《和谈前后》、《台湾风云》、《三大战役》和《大江东去》。起自第一回《逃荒年郑家拆骨肉；找奶妈蒋府迎新人》，终于第三百二十回（第八集第四十回）《炮声雷鸣，大上海胜利解放；五内如焚，蒋介石澎湖栖身》。既写蒋介石几十年中的行事，更写中国几十年间的变迁。从每一集的题名就可以看到，这一段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包括进去了。八集互相衔接，也可独立成书。
　　它最大量的读者还是在大陆。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它是唯一能在大陆销行的香港书籍。而唐人是从南到北，大陆许多人知道的唯一香港作家，尽管这部书长时期只是“内部发行”。在台湾，长时期当然是禁书。在香港和海外，当然是畅销书。由于许多人对蒋介石的过去并不那么知道，对“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沧桑巨变也并不了然，因此对这样的一部书就特别有兴趣了。这是一部演义小说。首先是纪实，然后是演义，不免有艺术的加工，夸张以至细节上不可免的虚构。《三国演义》的不同于《三国志》，不就是如此？
　　郑三发子是书中首先引人入胜的情节。有人说，这就是虚构的。但也有一些旁证材料，如抗战期间曾有许昌郑姓的人，自称是蒋介石原来的兄长，到重庆寻弟。这是确有其事的。有曾和此人同监的“华子良”可以证实。但有这事并不等于有那事——有郑三发子，有郑母改嫁……这一些传闻就始终无法证实了。相反的，有另一些考证，证明传闻之不可能。在严肃的历史事实面前，不能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吧。就算这样，也并不能否定《金陵春梦》的价值。首先，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他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作品，一改再改，根据确定无误的材料作修改。有的已经改了，有的却来不及，有的是他自己还没有确信有误，如郑三发了，他当然不可能改。这是肯定的，作者不是要用自己也不相信的材料，编造故事，哗众取宠。其次，这部长篇中别的许多重大事件是不虚无误的。比之于郑三发子这一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无妨去存疑，九个指头依然要珍视。这些都是有许多当事人后来现身说法，补充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的，如三大战役就是这样，作者都尽可能把它们作为可靠的根据，引用、补充或改其初作了。历史的真相只有在不断地袒露、补充、修正，才能逐渐更近于真实。这需要几十年，有时甚至几百年时间。而小说不等同于纪实，不能要求它绝对的准确，而且不作任何演义。《金陵春梦》的写作还有另一个一般小说作者不会遇到的困难。它的题材尽管是过去了的，过去了许久或过去还不久的，但还是有它的敏感性，而且这敏感又是多变的。这就使作者下笔为难，今天写了的，明天可能要改，后天可能还要改。这不是作者可以掌握的。这是吃力不讨好之处。此中甘苦，不难想见。
　　作者简介
　　唐　人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19-1981
　　民　族： 汉族
　　原名严庆澍。江苏吴县人。曾就读于燕京大学中文系。1938年在长沙参加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后赴邵阳战地书报供应所，1940年在邓县创办三一出版社，后任西安东南中学教师，上海《大公报》编辑，1947年赴台北建立《大公报》分馆，1949年赴香港任《新晚报》编辑主任、代总编辑。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着有长篇小说《金陵春梦》、《草山残梦》，小说《长相忆》、《苍天》、《赎罪》，电影文学剧本《华灯初上》、《一见钟情》、《血染黄金》、《菊子姑娘》等。
　　其中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历史演义体小说《金陵春梦》，写蒋介石从发迹、上台到失败的经历，60年代风行内地
　　另，《草山残梦》八卷，写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的生活，《蒋后主秘录》写蒋经国，《苍天》写香港两个家庭的变迁。
　　作者自序
　　《金陡春梦》一至八集（其中一至四集经过修订），将由北京出版社陆续出版。
　　这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三十年间，反映了海内外广大读者对拙作的鼓励，在这基础上，北京出版社还打算出一部分精装本以便读者先生翻阅、指正和保存。而出版精装本的第一位建议者华嘉同志，五十年代末早已在广州提出，二十多年后得成事实，他老兄定感高兴，而在下对于这些鼓励，汗颜之余，当然极为感激。
　　北京出版社还建议，费彝民先生和罗承勋（丝韦）先生为《金陵春梦》初版所作的《序》都很好，只因时移势易，似该另写。但费、罗二位工作极忙，不便打扰，应由在下自作说明，并答复读者三十多年来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样，在下就遵命献丑了。
　　从一九四九年迄今，在我学习写作，乃至病后治疗过程中，曾蒙不少良师益友关切指导。在几位使我铭感肺腑的长辈之前，我私下誓以“写得象样点”的作品为报，可是目的未达，已有两位惨遭林彪、江青迫害，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教导，使我不能不热泪纵横，呼唤着他们放声痛哭。范长江、金仲华两位长辈，过早地永离人世了。
　　因此，对于幸免于难的几位前辈，这里就非常诚挚地为他们的健康长寿祝福！祝福他们已经欢畅地驰骋干各个建设的征途，为国增光，为民造福！
　　读者当然清楚，这里不仅为一、二志士仁人之逝而哭，而是为中华民族的不幸遭遇而哭；这里不仅为一二项成就而笑，而是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笑。有如抨击蒋介石王朝的不成样子，绝非“为反蒋而反蒋”，而是因为他曾以二十多年悠长的时光，严重戕害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我在医院治病多年，虽未“与世隔绝”，却也孤陋寡闻。北京出版社的朋友体谅我犹在病房，建议我以香港一九八○年第一期《开卷》杂志所刊的《关子＜金陵春梦＞及其它》拙文为基础作序，以节省体力，这实在使我感激。
　　写《金陵春梦》要从《侍卫官杂记》说起。《新晚报》初期刊登这篇小说，之后出了单行本，作者宋乔写蒋介石的肤浅与无聊相当有趣，读者却有这么一个意见，蒋介石当真是这样浅薄可笑？为了说明蒋介石之所以成为蒋介石——连美国总统都曾为之头痛，《新晚报》主编认为最好再写一篇，在读者印象中塑造一个“真正的蒋介石”，而且这一意见越来越多，大概当时距离全国解放为时未久，人们对蒋的“厉害”记忆犹新之故吧！
　　编辑部开例会时，总编辑罗承勋先生便把这件事提了出来，与会者人人摇头，表示不感兴趣和不能胜任，对于“写蒋介石”没有创作冲动。大家都只有三十左右的年纪，对蒋认识不够，无从下手。记得一致提议函请北京等地老前辈帮忙，不久回信说，大家都忙，没有时间替香港报纸写小说，请《新晚报》自己解决。
　　已经记不清开过几次例会，反正最后决定作为一个写作任务处理，而末了这任务竟落在我的身上。在《大公报》、《新晚报》编辑部里，说到写文章真是好手似云，而所以轮到我这个“附骥尾者”，同事们的意见是：一、我在蒋介石“发迹”的上海住过；二、上过抗日战争前方；三、到过内战前方；四、跑过一些地方包括台湾；五、其实这是个重要原因——当时我每天写稿不过两三千字——“反正你有空，就这样了”。
　　对我来说，真是任务艰巨。对于一个人人皆知的角色，不比一般小说中人物，可以虚构，又不能仅凭资料去写，否则效果与催眠剂无异。冯平山图书馆等有关蒋的资料有的是，但是不敢用，烦闷不堪时想到了友人惠赠我的五页“八行笺”。
　　那是一九四九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后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在他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一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兄长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三十年，已记不起这五页纸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反正当时在烦闷不堪时想到了它，并且全家协力寻觅，花了几天功夫才找到了这薄薄的五页纸。
　　然而一则以喜，一则以疑，我不大相信这位侍卫官所经历的，蒋介石怎么会有这一段传奇式的故事？然后根据他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蒋的传记等等逐一核对，再加上他的成长过程和各个阶段的表现，我才深信这位侍卫官的所述，而且他没有“骇人听闻”的必要，这五页八行笺与其说是欠缺文采，毋宁说是朴实无华。于是我就动笔写《金陵春梦》的第一集《郑三发子》。连载第一天发稿，排字房催排笔名时，才从“宋乔”身上得到启发，起了个“唐人”的笔名，唐、宋、元、明、清，顺口嘛。
　　事后证明，读者对这个样子的开头是感到兴趣的。我自己对相反的意见或抨击也非常留意，倒不是担心有人控告我毁谤，而是担心有人责备我为反蒋而出此一着并不光采，其实拙作中对蒋母寡妇再嫁这一些是十分同情的。反蒋也在于反他从郑三发子变成蒋介石后，就忘记了灾民痛苦而骑到人民头上，并没有反对郑三发子，可能这明确的态度获得了“忠贞之士”的“认可”，台港蒋方人士亦未因此骂街。
　　某报月刊曾有专文为蒋“辟谣”说，蒋并非郑三发子，也非蒋母与雪窦寺和尚所生，而是他寡母与一不知名的村人所生，云云，这一辟谣却列入了旁证范畴，大概为作者所未料及。
　　一九八一年香港《七十年代》上曾发表一篇文章，说该文作者游览浙江奉化溪口时，未闻郑三发子的说法，在下所写尽属“空穴来风”，希望在下到奉化看看。一九八一年香港《镜报》也曾发表一篇文章，内说郑三发子的事情“毫无根据”，蒋氏家谱和奉化乡人都不知郑三发子其人其事，似责我不应该为反蒋而出此曲笔，并认为蒋介石的“千秋功罪”犹待评论，要“对得起历史”云云。
　　在此要答复这一类“否定郑三发子”者的是，我一开始曾不信其事，后经研究而终信其事，然绝非为反蒋计，这在拙作中写得很清楚。在奉化乡亲和蒋家族谱上绝对不可能找到“郑三发子”，请问假若有知其事者，在蒋荼毒生灵的二十多年中谁敢透露？族谱更不可靠，特别是蒋介石在东北大败，眼看行将全面崩溃时，居然把“重修家谱”列入头等重要日程，修谱完毕后还派蒋经国回乡祭谱（刊拙作第七集《三大战役》），于此我对蒋氏族谱作伪的看法更坚定了。——他对《宪法》都要改，遑论族谱？他连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都要改，矧乎族谱？
　　至于“千秋功罪”，应该是早已“定论”的了。但是蒋介石一生也非毫无一是，例如他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两个中国”，反对“苏俄侵华”，等等，尽管他之反对在于他个人的利益。一、二外国当年“侵华”，他之甘作虎怅，甚至不惜露面，却不象“郑三发子”这回事瞒得住，而是举世皆知的。
　　正因如此，有一些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伪军的人，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供述奉蒋之命“曲线救国”的经过，《金陵春梦》如实转载了。如今那些伪军官早已做了好人，因之修订本将有关人名删除，但“曲线教国”这回事不能删掉。当年他们曾经有违“民族大义”，其主要责任都在蒋介石，今天他们的后辈应该欢欣做人，无所顾虑的了。
　　反对有“郑三发子”其事者，相信必因下面一件事情而大皱眉头：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内部发行的《河南文史资料》第五辑中，有三篇《关于蒋介石家世》的文章，张仲鲁撰写的《一些传闻》，作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李延朗写的《点滴见闻》和该书编者所写的《补充》，三文短小精悍，俱非为《金陵春梦》而作，却异曲同工，都为“郑三发子”提供了更多的旁证。
　　——再说一遍：在下绝非“为反蒋而反蒋”。
　　另外，有一位当年曾任台北《平言日报》总编辑的薛斯人先生，则在香港一家业己关门的日报上大揭我的“秘辛”，说我“向壁虚构”，写《金陵春梦》稿费赚了不少，“私家车有两部之多，白天写稿晚上上舞厅”。多谢他“捧场”说我“漂亮”，还说我是个“出血大户”，他的“打击”在我友人间曾引起颇久谈助，因为我只有一部“１１号车”（两条腿），在巴士站苦候巴士时，朋友邂逅便开玩笑，“你又在这里等你的两部私家车吧！”至于晚上去舞场做“出血大户”（肯花钱的大阔佬），倒并未燃起老伴的怒火，因为她知道我压根儿不会跳舞，同时更清楚我晚上都在埋头写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