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行高于人，在让人侧目的同时，也让人难懂。
　　李鸿章就是一个很难懂的人。很多人对他的了解，仅仅是因为看到清末不平等条约上“李鸿章”这三个字，就把他定义为“卖国贼”。然后根据李鸿章在镇压清末农民起义中的表现，就把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起定义为“刽子手”。
　　历史往往会用简单的表象掩盖真实，李鸿章就这样中了枪。
　　中枪，对李鸿章来讲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在朝廷中，他不断地中政敌的枪；在与外国人的谈判中，他中了日本人的枪……
　　从政四十年，李鸿章遭遇创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或是小人告密，或是上司打压。一次次的背叛与陷害，一次次的政治风暴，身处政治旋涡中的李鸿章，却总能独立中流，屹立不倒。
　　“枪打出头鸟”， 李鸿章是一个要做事的人，所以，中枪也就在所难免。
　　李鸿章虽然历经千难万险，但依然屹立清末政坛四十载而不倒，成就了一段政坛不倒翁的传奇。
　　李鸿章出身于官宦之家，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之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但时运不济，年轻的李鸿章一直抑郁不得志。后得其师曾国藩之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青云直上，开始了其四十年政坛不倒的传奇经历。
　　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二十五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等，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代名臣。
　　李鸿章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办洋务，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
　　李鸿章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
　　李鸿章还排除重重阻力修铁路、办电报局……
　　梁启超评价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每个人都有局限，李鸿章也是如此。由于局限，他不能对清王朝进行彻底的改变，对此，李鸿章很无奈：“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山河残破，强敌窥伺，李鸿章独力难撑大清的危局。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真实感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无奈地倒下了，他是被岁月击倒的，而不是被政敌打倒的，他没有被列强吓倒，更没有被困难压倒。他，死不瞑目。
　　


第一章 审时度势，才能让自己立于不倒之地
　　1.师从曾国藩，打开通往成功的大门
　　武学讲门派，学术讲渊源。师承关系，从古至今都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因为师承关系既是思想高度的标志，更是人脉实力的代表。
　　在所有的师承关系当中，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李鸿章之所以能屹立于清朝政坛数十年而不倒，与其师从曾国藩有直接关系。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也就是传说中的“同年”。虽然“同年”在当时来讲是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但真正要发挥作用，还是要看怎么利用。
　　“乙丙之际”（1845—1846），李鸿章会试落榜，而这次落榜之后，他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李鸿章在跟曾国藩学习期间，颇有收获，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将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虽然此时的李鸿章已经获得曾国藩的赏识，但曾国藩当时还没有后来威震华夏的文治武功，李鸿章当时也还不过是个“刀笔小吏”，不管是在思想还是在现实中，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这时两人之间还只是一般的师承关系。
　　这段师承关系，虽然短暂，却是开启李鸿章和曾国藩后来辉煌的金钥匙。曾国藩对李鸿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国藩曾对其兄李瀚章说，当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交往，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短暂中断。曾国藩回乡办团练，李鸿章在家乡练兵，与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此时的李鸿章显然还有些青涩稚嫩，没有后来的干练老辣，但也显现出了一定的能力。李鸿章因咸丰五年（1855）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第二年又因为收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李鸿章风光得意之时，有人却屡遭责斥，这个人就是安徽巡抚——福济。1855年，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病死，李鸿章居然还在军中，当时，不为父母守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一时谤言四起，福济趁机报告吏部，于是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也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第二年，太平军再次攻陷庐州，李鸿章出逃，于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开启了他的幕僚生涯。
　　这是李鸿章第二次跟随曾国藩学习，这次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师承关系，曾国藩对李鸿章既有知遇之恩，又有提携之情。也正是这次经历，才让李鸿章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后来官场上的“常青树”。
　　曾国藩对李鸿章可谓用心良苦，他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也知道李鸿章有很多毛病，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些毛病，曾国藩费了不少脑筋。曾国藩对属下要求极其严格，李鸿章却不喜欢条款约束。李鸿章爱睡懒觉，刚入湘军大营，有次居然装病不起床。曾国藩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个毛病，规定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曾国藩深知李鸿章才高气盛，还须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有意无意地安排李元度、左宗棠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曾国藩多次耳提面命：待人唯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就大谈“挺”经。这段经历，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潜移默化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这一段经历，让李鸿章慢慢成熟起来。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栽培还远不止如此，李鸿章真正的机会也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曾国藩把李鸿章不仅扶上了马，还送了一程。
　　1858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已经失去。在太平军猛烈的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派出钱鼎铭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于是，曾国藩命李鸿章招募与组建淮军。
　　淮军首批四营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查，并亲自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让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十四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也许这时，还没有人想到就是这支淮军后来成为李鸿章最终驰骋天下的资本。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这个政坛“不倒翁”的传奇。虽然，李鸿章和曾国藩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有很大差别，甚至在很多事情上意见相左，但这都不能否认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襄助之情。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改变了李鸿章很多自身缺陷，曾国藩“忠信笃敬”的经世理念，也让李鸿章收获甚大。他曾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却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在办理对外事务上，曾国藩也曾悉心提点，嘱托“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对洋人“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其中原因是“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是不中用的”。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教诲牢记于心，并且付诸实践，这也是其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苦苦支撑而不倒，在内忧外患中支撑着大清的危局的重要原因。
　　一八七八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
　　对于曾国藩的逝去，李鸿章的悲哀之情表露无遗，他写给曾国藩的挽联赞扬了曾国藩的功业，这种悲哀也是对曾国藩师恩之情的最好表达：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说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曾国藩助李鸿章青云直上，也是曾国藩对李鸿章在官场上不遗余力地扶持，而这一切，都是李鸿章以后屹立于官场不倒的深厚基础。
　　2.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关键
　　在官场上，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前提。晚清政坛的帮派更为明显。不仅大臣之间有帮派，就连最高统治者之间也一直存在帮派之争，这让李鸿章很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