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5月的四川地震使超过8万人失去生命，“超过1500万的人流离失所，这场自然灾难惩罚了中国人对西藏人犯下的罪行”……从美国影星莎朗•斯通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发表的这段言论可以看出，西方在面对30年来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通过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智慧所取得的成就时，表现出的不理解、曲意宣传和无故挑衅到了什么程度。2005年1月正值纺织品出口限额解除之际，反华活动的卷土重来令北京奥运会的组织筹备者深感不安。当时，媒体和西方政治家们都在积极介入这些被认为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众多经济领域构成主要威胁的贸易保护主义事件。奥运会前一年，这场运动的第一波浪潮开始出现：指责中国与实施种族大屠杀的苏丹政府关系密切，2007年每天对于中国产品（尤其是玩具质量）的控告都不绝于耳，还有对中国的缅甸政策的尖锐声讨，在几个月里对中国环境政策的持续批评，2008年4月欧盟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非洲政策，以及对中国针对少数支持“西藏事件”的人实施的政策进行谴责。
　　中国所面对的这场诋毁运动，在我们看来，预示着当代国际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尽管极少的观察家及为数更少的公众在舆论辞令上注意把握分寸。最近刚去世的法国作家让•弗朗索瓦•勒韦尔，是自由主义的信徒和美国的绝对仰慕者，在他2002年出版的作品《反美困扰》中写道：中国的威胁?
　　“欧洲右翼势力的反美潮流所扮演的是这个大陆在20世纪就丧失了的角色，欧洲自15世纪开始就是全球的主要启蒙中心——征服者，是主要的艺术和科学的故乡，并几乎是世界政治战略和经济活动的滥觞。时而是这个欧洲国家，时而是另一个欧洲国家成为未定型的世界化的领跑者，但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不论是同时的还是轮流更替。现在，欧洲不仅失去了在世界范围内独断专行的能力，而且各国也根据所面临问题的不同而处境各异，始终处于美国影响的阴影里，这使其受到限制，难以重返竞争行列。”
　　颇为反常的是，这一年来，疯狂的反华浪潮在媒体和西方政治阶层占据主导地位。在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要对中国发起新一轮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在某种形式上我们可以将其比作让•弗朗索瓦•勒韦尔的断言。实际上，欧洲人在20世纪经历了一段失去影响力的痛苦时期，而美国则从中受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自己的缺陷和荒唐，以及在瓜分领土和财产方面的无能为力和盲目的民族主义所致。实际上，对欧洲来说是无异于自杀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地理上不属于欧洲但来自于欧洲的主角（美国）登上舞台。这种新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着阵痛，但随着21世纪初欧洲不断涌现出亲美政权（尼古拉•萨科齐的法国，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捷克，安格拉•默克尔的德国，以及自1945年就无条件与美国永久结盟的英国1944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向戴高乐将军宣称：“你想让我们英国人怎样做，采取不同于美国的立场？知道这一点，每当我们需要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时，我们选择美国。每当我要在您和罗斯福之间选择时，我将一直选择罗斯福！”），法国回归北约，许多新加入欧盟的成员表现出亲美倾向，尽管受到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这些舆论过去曾被灌输美国电影的理念并且受到向美国文化大献殷勤的媒体的麻痹。但是所有这些都预示着美国似乎正要在西方阵营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某些欧洲公众以及某些知识和政治精英坚持不懈地企图抑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实现。正值这时，新崛起的中国力量成为意外的机会。
　　奥运会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在“抵制”的威胁下尤其可以迫使中国领导人做出让步。此举的目的也许在于有时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提醒人们——虽然中国正以挑衅性的速度增长，但她那异常健康的经济并不会为其打开强国的大门——她尚未达到反抗西方压迫的程度。从根本上说19世纪还没有结束。“国际”的价值观仍属于西方，并仍能强加给中国。所有的借口都有利于滋生反对中国的舆论土壤。“种族屠杀的奥运会”，CNN的主持人甚至称中国领导人是“无赖和流氓团伙”，任何恶毒的语言都没有留情。在欧洲和美国，这样的言论（例如反对犹太民族或以色列领导人）将成为司法诉讼和谴责“煽动民族仇恨”的目标。在中国，即使遭受严厉的批评，任何电视评论家也都无权运用这种种族主义言论来形容领导人，譬如美国的领导人——虽然他们目前在权力管理方面并不令人满意。为什么在这个国家他们会受到公共权力和公共舆论的容忍？为什么对一个一直在谈论“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强调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的必要性，呼吁重新合理分配世界财富，要求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或正在消失国家援助的必要性的国家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仇恨和鄙视？本书目的很明确，即试图分清“抽象原因—感知—具体原因”的关系，以及通过现在中国地缘政治的不同侧面来解释其深层原因，以使大家更好地了解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的动机，理智、冷静、耐心地靠近这个充满变数的让人们心惊肉跳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在二战后建立的，是已经过时的秩序，毋宁说是一种无序。
　　实际上，1991年12月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悄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冷战的结束使自由的民主国家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无意义的世界。自1945年起，面对西方民主国家针对马列主义专政制度的斗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构建出一种积极的形象并被赋予某种“意义”。1991年，源于苏联的威胁褪去了，却带给世界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真空。它让人们重新深入思考那些构建自由社会制度的基础。整个世界似乎朝着一个“历史的尽头”前行，所降临的唯一一种社会模式就是自由民主制度。而这种对未来的展望是令人恐惧的。
　　到目前为止，尽管华盛顿作了各种努力试图寻找一个可信的、长久的敌人，譬如伊斯兰恐怖主义，但尝试还是失败了。恐怖活动，尤其是跨国恐怖活动，其表现一贯残暴血腥，其特点更是变幻无常、难以琢磨，很难作为稳定的敌人。已经披露的用来对付恐怖活动的手段与某些自由民主原则相冲突（譬如关塔那摩监狱和位于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卜监狱，就利用酷刑来逼讯。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这居然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依据的是官方在半个世纪以来奉为圭臬的同一原则——民主、透明、尊重公众自由例如，美国在关塔那摩军营关押了为数众多未经司法程序而受到指控的犯人，而且都没有经过司法仲裁。这里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被美国指控犯有恐怖罪或者作为恐怖组织的帮凶的犯人，并对他们严刑逼供。2005年，掀起了针对布什政府令人难以接受的滥用私刑的做法的批评浪潮。——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联盟才正式建立起来），所有这些因素都严重损害了美国政策的可靠性，并迫使华盛顿寻找别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