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出生在有归属争议的特兰西瓦尼亚边境地区，当时正赶上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恶战，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才使我与战略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战略是个很玄妙的字眼，因为它所研究的主题十分模糊，且有怂人争斗之嫌。但是，可以坦诚地讲，我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试图对战略问题进行精确的阐述。这是因为指导战争离不开战略，维护和平同样也离不开战略。
　　我著此书的目的并非想制定出一系列战略原则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提供行动参考，或者为美国在战争中提供运用军队的依据，我的本意是为了揭示制约各种形式的战争以及和平时期各国之间关系的普遍逻辑。人类在进行战争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总是孜孜以求、竭尽全力，不管多么荒谬，多么正确，多么卑鄙，多么高尚，不达目的，决不放弃各种努力，这其中并无逻辑可言。但是，以上所有行为的后果，却都包含着明显的战略逻辑，如对这些后果进行研究，就能了解到这种逻辑的性质及作用形式。
　　读到这里，有心的读者可能不再愿继续读下去：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要探索战略问题实属有些好高鹜远了。或许有人会猜测，这本书最多也不过是些老生常谈罢了，甚至可能是些最糟糕的胡言乱语，因为他们通常认为，战争与和平问题，太不可捉摸了，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即理论预测的方法对其作出解释。对此，恳请读者们先读完这本书再下结论。不妨我在这里作些说明。
　　在我踏上战略研究这漫长征途之初，心目中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当我阅读了古代、近代军事史；研究了当代有关军事问题，考察了各种各样的战场——我像前人一样，通过对五光十色现象的观察，认定了每次冲突都是独立的，是政治目的、心理状态、技术水平、战术行动、战役计划和地理环境诸因素的聚合产物，而这种聚合又往往不会再重复出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持续不断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东西开始出现，逐渐形成了日趋明确的模式，其中有些已在有关战略研究著作中出现，特别是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人们对于研究这些模式颇感兴趣，其原因是它们违反常规，即不符合一般的因果规律。
　　通过读书、研讨和实践，我渐渐认清了战略的真实面目：它并不是枯燥无味的陈词滥调，而是属于一种反常逻辑，其中充满着戏剧性的矛盾。另外，战略逻辑还沿着“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发展。横向是指战时、平时敌对各方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纵向是指冲突之中的技术、战术、战役、战略等不同层次的相互关系及影响。而这些层次之向并没有自然的协调关系。
　　下边开始依次进行阐述：首先，通过一系列冲突探讨横向的运动要素；其次，从最低层次开始探讨纵向中的各个层次；最后，将纵、横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进人最高层次——大战略。
第一部分 导言


　　拉丁语中有句反映古罗马人聪明才智的格言：“假如你要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至今这句话还被祟尚武力的人们经常引用。它告诉我们，软弱可能会招致敌人的进攻，做好战争准备才有可能使敌人却步，从而制止战争。反过来看，做好战争准备可以确保和平的说法也是正确的，因为弱者在强者面前会不战而降，故没有必要诉诸战争。如果说1914年以前有人会大肆宣扬这种观点，今天则不会有人再这么做了。 [ 注：“用战争消灭战争”并没有把战争消灭；然而这一口号在1918年前很久就开始使人们在公开讲话中改变了调子，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是如此：军事力量不再值得歌颂，除非能堂而皇之地被说成是用于防御目的。同往常一样，虚伪成了实施信念的先导：开始是使进攻性战争(旨在改变未受到威胁的现状的战争)不合法化，现在这种不合法化已扩大到包括精心准备的防御性战争(旨在阻止预计将使现状变生不利变化的战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只有直接自卫才算是可能接受的动机。当然，对推定威胁的“直接性”怎样解释，仍存在着相当的灵活性(这一问题使人们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有着对立的解释)，“自卫”之中的“自”当然被推而广之，包括集体安全组织中的盟国；不过，人们心理上的这一重大变化削弱了西方政府利用战争作为治国工具的可能性。与受此制约较小的国家相比所引起的不平衡性是显而易见的。关于此问题的简要讨论，见罗伯特·奥斯古德和罗伯特·塔克合著的《力量、秩序和正义》(1967年)。 ] 古罗马人的这句格言已成为老生常谈，使我们不再感到新奇。但这句话的平庸之处也正是其意义所在。显然矛盾的东西被表达成—个简单明确的逻辑命题，这当然是反常命题。纯粹的陈词滥调很少能包含这样隽永的道理来。
　　为什么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能自然地被人们接受而且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呢？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和平研究”是一种全新的学术活动，从事和平研究的人认为，应该把和平作为一种自在的现象去研究，而且应该在实际生活中积极促进和平。他们也许会说：“假如你要和平，就必须为和平做准备。”但是，即使是公开反对古罗马人那句格言的人，也没有将其指责为自相矛盾的痴话。相反，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的世俗偏见，应该用他们自以为不落俗套的新思想去驳倒它。
　　为什么那种显然自相矛盾的观点很容易地被人接受，这个问题依旧没有答案。如果不是在战略领域而是在生活领域中，类似那样的建议就变得荒唐可笑了：“如果你想减肥，就请多吃。”“如果你想致富，就请少挣钱。”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甲，就请努力去争取与甲相对立的乙。这样的建议我们肯定不会赞同。只有在战略领域中，即在实际的或可能的武装冲突的条件下涉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处理与后果时*我们才会把反常逻辑命题看成是正确的。
　　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核“威慑”理论，现在这种理论已深入人心，以至在许多人看来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为了防御，我们必须时刻做好攻击准备。为了从核武器中得到好处，我们决不能使用核武器，尽管我们还在继续大力制造核武器。做好攻击准备表明希望和平；而准备防御则是侵略性的，或者至少具有“挑衅性”。以上是对核威慑的一般看法。每隔一段时间，对核威慑的可靠性就会重复出现一场争论；对核武器政策的每个细节，当然也有颇多争论。但是，对于构成核威慑实质的明显反常的逻辑人们却司空见惯，安之若素。 [ 注：正如弗雷德·艾克尔在其《必须结束一切战争》(1971年)一书第123页所指出的，实际上，令人将信将疑的反常现象是，被侵略者与侵略者的正常品格会发生彻底转化。如果威慑要取得成功，处于绝望境地的潜在的被侵略者必须绝对果断，甚至不顾一切，而潜在的侵略者则必须对风险、代价和利益作出谨慎的估价。 ]
　　我要在这里强调指出，战略不只是涉及启相矛盾却被认为正确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反常逻辑命题，而是整个战略领域无处不渗透看它自身的反常逻辑。这种逻辑同我们在所有其他生活领域(当然不包括军事演习)中奉行的普通的线性逻辑不同。如果在生产与消费、商业与文化、社会关系与民主治理等活动中，冲突仅仅是伴随着这些活动偶然发生的现象，矛盾与斗争或多或少受法律和习俗的制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遵循的是不存在自相矛盾的线性逻辑。我们凭常识就能抓住这种逻辑的实质。 [ 注：压迫制度下的政治则应作别论，这类政治即使不是血腥残忍的，也是好战的。因为这种制度的主要目标，就统治集团来说，是设法维持实施强行控制的机构，而就不愿意受统治的人民中间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是要推翻这种机构，所以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纯属礼仪方面的活动除外)都采取军事行动的形式，有自己的一套进攻和防御，伏击和突袭。象在战争中一样，隐蔽秘密和欺骗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对统治者还是对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如此，因为要靠隐蔽和欺骗来保护这种制度，同时隐蔽和欺骗也是采取以智取胜行动的前提：统治者的警察要设法渗透打入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内部，持不同政见者则要设法保护他们的秘密，因为这是他们的主要力量之所在。就苏联而言，显然，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是通过好战的党内政治爬到最显赫位置上去的，这种政治也正是他们处理对外关系的训练场地。参见拙著《苏联的大战略》(1984)第一章。 ]
　　但是，在战略领域，也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受实际的或潜在的武装冲突所支配的情况下，则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逻辑在起作用。这种逻辑往往违背常见的线性逻辑，导致对立面的交汇乃至转化。因而它往往产生适得其反的——即使不是自我毁灭的——结果，明显符合正常逻辑的行动要失败，反常的行动却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