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印边界争端是二十世纪中叶国际关系史上富于戏剧性的一段。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亚洲的两个伟大的新共和国，尽管政治性质不同，似乎已经走上和睦合作的道路，但后来却为了几块荒凉的、艰险的、没有什么价值的土地争吵起来，还打了一场短促而剧烈的边境战争。印度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由此一落千丈。同中国友好曾经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制定的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当世界各国是如此清楚地划分成两个集团的时候，印度拒绝把它的命运同任何一个集团——共产党的或反共产党的——联系在一起；在国防上依靠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独立自主；冒着武装部队受到削弱的风险，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一切都取决于同中国的友好和有一条和平的北部边界。同中国发生冲突，北部边界上形势紧张，就需要支出巨额军费，这样就会使支撑尼赫鲁的各项政策的拱门整个垮下来。尼赫鲁的统治地位也会随之告终。
　　这一争端以及作为它的高潮的边境战争，加强了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战的、沙文主义的、扩张主义的国家的那种看法。六十年代末，当中苏边界争端日益尖锐化、中苏这两个巨人剑拔弩张的时候，人们不免回想起中国同印度的争吵，这就使世界舆论容易接受俄国对中俄争端的说法，甚至助长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由于在边界问题上总是抱毫不妥协的态度，现在可能要得到应有的报应了。近年来，国与国之间的所有争吵，都没有象中印争吵那样具有充分的文献：双方都长篇大论地、反复地向对方以及向任何愿意听的人，解释自己的立场。然而，这一争端背后的事实真相似乎又是那样的模糊，而且很少有人愿意客观地加以探讨，所以任何现代的国际事件从来没有象这一桩那样广泛地全然被人误解。
　　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是从一九五九年八月底到达新德里担任《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时开始的。那时，我立即投入本书所叙述的事件的报道工作。在我到达前几天，发生了中印边境上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即朗久(Longju)事件。在随后的三年里，一直到边界战争的高潮过去之后，印度同中国的争端以及它所派生的各种问题，是我的工作的一项主要课题。
　　我曾经计划围绕一九六四年尼赫鲁的去世，写一本关于六十年代的印度的书。我开始重写中印争端的始末，就是想把它作为那本书的一个章节。当初，我把这项工作看成是对我过去随着这一争端的发展而写的成万字报道进行重新编排和加工的问题。可是，当我再次翻阅盈篇累椟的印度白皮书(其中记载着有关两国政府在外交辩论中所提出的论证)，我认识到需要对问题作出更为全面、更为基本、更为深入的估价。这本书就是我后来进行重新估价的产物。不过，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仍然是因为我对新德里当时如何处理和看待这一争端，有些亲身的了解。各种人物都登台表演，而且互相影响；他们的态度，以至他们的情绪，在这一争端中以及有关的印度政治演变中起着重要作用。也许就是在这种地方，目睹事态经过的记者比事后进行探索的学者在条件上更为有利些。事情过后，只有写在纸上的证据，至于那些露出微笑或皱着眉头的表情，不快的或傲慢的语调，未入记载的独白等等，却都已遗忘掉了。
　　我在一九六七年年中离开印度前，多次访问了过去负责处理这一争端的印度的政界人士和官员们以及曾试图在军事上贯彻政府的政策的军人们，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以便再次探究中印争端真相。当我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作研究员以完成这项研究并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试图首先从历史发展上来看中印边界争端，不仅把它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叶亚洲两个最大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看作是一百五十年来在喜马拉雅山的两边及其周围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勾心斗角的继续。关于喜马拉雅地区的历史和这一地区内的各条边界的历史，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经作过许多阐述。我在写本书开头一部分时，曾借助于他们的著作。本书的这一部分追溯了有争议的边界的历史。我想，这对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
　　本书的布局大致上是按时间顺序的，不过在各章节之间也经常交叉。某一事件在某一章节里已经提到，也许在另一章节里又作详细介绍。或者是某一件事在某一章节里从一个角度写了，也许许在下一章节里又从另一个角度来写。《北京的观点》这一章是试图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一争端，重新提到了许多在前两章已经描述过的事情。我认为这个尝试是需要的，因为人们一直是从印度的观点来观察整个争端的。而且，正如一位英国人在本世纪初评论另一位英国人时说的：“要使从印度来的人相信中国的观点也值得考虑，那无疑是困难的。” [ 注：见历史引言第二节 ]
　　只要有可能，我对所引用的声明、讲话之类都注明了出处 [ 扫校者注：除部分引文来自中国政府刊物之外，作者引文大多出自未翻译出版的外国文献，这类注解在扫校过程中未保留，读者如有需要请参阅原书 ] 。但是可以看到：在关于边境战争及其酝酿阶段的章节里，这种注解大大减少了。在这几章里(以及在本书的其他一些地方)，我引用了印度政府和印度军队的未经公布的档案和报告中的材料。有些官员和军官让我使用了这些材料，他们认为，现在该是整理出一部对事情原委的全面叙述的时候了。而他们相信我是能够把它写得公正的。当然，我不能写出他们的姓名，也不能注明我引用材料的文件或档案的出处。我只能感谢他们，并且希望他们不至于失望。
　　曼克卡尔(D.R.Mankekar)在研究独立后的印度军队的历史时，也同样被允许查阅未经公布的档案；他让我从他的原稿中引用一份关键性的备忘录的内容，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试图理解双方在这一争端中是受什么因素支配的。可以看出，有时候一方对另一方所持立场的误解，在加剧新德里和北京之间的分歧上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比较清楚了。我的意图只是叙述和澄清一桩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个事件是广泛地被误解了，而且当它发生的时候，我自己对之也有误解。我无意于指责任何一方，而且确信，双方往往是认为自己的正直精神受到了伤害而采取行动。这是看得出来的，当然这样做只能使冲突加剧。
　　本书中出现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态。这是由于我获悉边界争端的情况，在一方比在另一方方便得多。印度就其政治上的工作程序而言，一定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公开的社会之一，而我为了写这本书进行研究时，这个好处使我得益非浅。不过，在中印争端问题上，印度政府也许由于它的公开性已经吃了些亏，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仔细研究一个政府的公开言论和私下的(实际上是秘密的)态度之间的差别，那就不免使人们对它产生恶感。尼赫鲁的对外公开的讲话数量是如此之多，因此他就特别容易被人加以前后矛盾的罪名，而他故意含糊其词的地方，也是一下就被人看穿的。相形之下，就内部工作程序而言，没有哪一个政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公开。在追溯中国的政策形成过程时，我除了公开发表的材料以外，没有别的可供查考。公开的材料倒是非常丰富，不过，反映犹豫、前后矛盾、分歧以至表里不一的证据自然是完全找不到了，而在印度的政府和军方内部磋商的记录中这种证据有时是显露出来的。因此，谁在北京有象我接触印度的记录那种条件，那么中国的政策大概看起来不会这样前后一致，也恐怕不会这样讲究实效。也许将来研究这些事件的人们能够纠正本书中的不平衡状态，他们手头有了更充分的文件材料，将会发现我的叙述上的不足之处和解释上的差错。
　　我能够有机会用将近两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要感谢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学院，特别是它的主任菲利普斯(C.H.Phliips)教授，他的关心、鼓励和建议对我是极其可贵的。
　　我要特别感谢的其他人士有：罗纳德·西格尔(Ronald Segal)，在有关本书的许多事情上给我鼓励，向我提出意见；斯·戈帕尔(S.Gopal)博士虽然他肯定将完全不同意这本书的见解，但是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热情从未因之而减弱；迈克尔·布里彻(Michael Brecher)教授严肃认真地读了原稿；阿尔斯太尔·蓝姆(Alastair Lamb)教授也读了原稿，对我很有帮助，并让我引用了他没有发表的一篇关于阿克赛钦的论文；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教授根据他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直接了解，指出了一些细节和着重点上的毛病；多萝西·伍德曼(Dorothy Woodman)女士允许我引用她写的《喜马拉雅边疆》(Himalayan Frontiers)中的一些新材料；库尔边普·内雅(Kuldip Nayar)让我预先读了他写的《两线之间》(Between the Lines)；罗伯特·哈登巴克(Robert Huttenback)教授阅读和评论了我写的历史引言部分；《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编辑戴维·威尔逊(David Wilson)和《泰晤士报》远东问题专家胡理士(Richard Harris)阅读和评论了我写的中国对这一争端的观点的部分；约翰·艾迪斯(John Addis)允许我引用了他为哈佛大学写的关于中印争端的没有发表的论文。本书的地图是贝克(D.R.Baker)绘制的。格雷姆·格林(Graham C.Greene)始终如一地关心我的写作，对我是一种有力的支持。鲁宾(A.P.Rubin)博士读了我最后的草稿，对我很有帮助。对以上所有的人，我都表示感谢。
　　书中如有差错和判断不当之处，当然由我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