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本书叙述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大陆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及我的有关经历。这场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针对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为什么会被视为“精神污染”而要加以清除呢？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将先多用一些篇幅谈谈这个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中国是否有人道主义的历史传统，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让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人道主义是一个外来语，在英文里是humanism或humanitarianism.这两个词有时可以通用，但又有区别：后者指增进人类福利，免除人们的不幸和痛苦的思想和行动，故常与慈善救济事业联系；前者则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联系，亦可译为"人本主义".《韦氏大学词典》解释humanism的第三义说："一种以人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的学说、态度或生活方式；尤指这样的哲学，它通常否认超自然主义，强调个人尊严和价值，以及通过理性达到自我实现的能力。"本文所说的人道主义，就是这个意思。有的学者认为儒家具有古典人本主义的精神。从某一方面来说，可以列出支持这种说法的理由，例如孔子的兴趣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而且他把"仁"作为他的学说的核心概念。但是儒家产生于古代的中国，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包含的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价值在它那里是根本缺乏的，甚至是不能相容的。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正式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高扬“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这都是来自西方的观念。“民主”的口号隐含着自由、平等、人权这样的人道主义要求。陈独秀标榜“自由自主之人格”，鲁迅批判“吃人的礼教”，巴金呼吁婚姻自由，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胡适宣扬“易卜生主义”，这些都带有人道主义色彩，而李大钊更鲜明地提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这些都可以看出是受到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影响。“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明显表现出人道主义倾向。但这股思潮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充分阐述。
　　新的人道主义思潮还没有巩固，中国文化界很快就让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主义占了优势，而这种理论里是没有人道主义的地位的。但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两个左派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和胡风——却开始鼓吹一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而又是革命的文艺理论。不过他们的观点很快被党的正统观点压倒了。
　　1942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批评了某些当时在延安的作家关于"人性论"和"人类之爱"这种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言论。毛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的最后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带阶级性的人性"意味着阶级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一个因素，或者说是附加在人性上的一种东西，这就预先设定了人性有超出阶级性的部分。因此，不能说承认"带阶级性的人性"，又否认"超阶级性的人性".后来，人们实际上是否认了"带阶级性的人性"的。他们这样理解《讲话》的观点：没有人性；如果有的话，阶级性就是人性。毛泽东从未说过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从《讲话》以来，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一起成了贬义词。
　　毛唯一一次肯定人道主义的地方是延安时期他给红十字会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里给人道主义加上了“革命的”这样的定语，显然要区别于一般的人道主义。后来，在释放战俘和宽大处理战犯时，中共偶尔也在外交场合使用“人道主义”这个词。在这些地方，人道主义显然不是相当于英文的humanism，而是相当于humanitarianism，而且就是在后者的词义上，也只限于在很狭窄的范围内使用；在其他地方，人道主义这个词仍是禁忌。象法共把自己的机关报称为《人道报》的情况，在中共是不可思议的。
　　共产主义运动宣称它的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既然如此，它理应是人道主义的。当年马克思在1844年的《哲学手稿》中自居为"现实的人道主义"的立场，在1845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时，仍自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后来他改用"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称呼自己，并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这一转变的真正含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成了中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人道主义的根据。
　　在中国大陆，人道主义的命运是坎坷的。有两个主要的理由使得中共不喜欢人道主义：第一，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他们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不相容的；第二，他们认为人道主义和他们所反对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个性解放以及个人主义是不可分的。正因为这样，人道主义在中共掌握政权后一直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同时是政治问题。人道主义的前进和挫折，都和政治斗争纠结在一起。
　　尽管人道主义思想在中共统治下是如此脆弱，但在1957年短命的"百花"期间，还是有一些作家勇敢地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声，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巴人和钱谷融。
　　巴人是王任叔的笔名，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作家。他在1957年1月发表的《论人性》一文和同年出版的《文学论稿》里，提出了和毛不同的观点。他主张，人除了阶级性以外还有共同的人性和共同意识，作家在创造典型人物时应注意这一点。这种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就是人性。巴人批评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乏的东西，是人性，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他认为这原因在于对人的阶级性作了机械的理解。巴人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性是人性的"自我异化"，因此，"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钱谷融在1957年2月写了一篇长文《论"文学是人学"》。文章说："不仅要把人当做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要把怎样描写人、对待人当做评论作家作品的标准"，"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我们应该用力去揭穿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反人道主义性质，用力保卫真正的人道主义。"这两位作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无产阶级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钱谷融求助于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而巴人则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其实，他们本可以找到更有力的论据的，那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该书于1956年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但马克思这这篇著作不容易懂，加上译文很笨拙，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不管怎样，这两位作家表现出的理论水平，远高于那些"正统"的教条主义者。
　　巴人和钱谷融的这些观点获得了文艺界的一些响应，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侥幸的是，这些观点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并没有成为批评的重点。巴人甚至还能在1957年把他的《文学论稿》加以再版。但在1959年毛发动的"反右倾斗争"中，文艺界再次掀起了批判高潮，巴人终于未能幸免。1960年，对他的批判开始了。
　　第一个系统地出来批判巴人的“人性论”的，是姚文元。他写了一篇长文，开头就说："五四以来，无论是公开打着资产阶级旗号的反动文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者，以及混入革命队伍的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家，都多次地用'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类之爱'等等作为武器，向中国共产党，向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向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进攻。"在谈到巴人时，姚文元问："为什么这个时期'人'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和关心'呢？因为1956年三大改造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经济基础，死守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感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就是巴人变得更加关心人的原因。"巴人这个'人'，拆穿了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人'，资产阶级人性之'人'"\.这是表现姚文元运用所谓“阶级分析”来把纯粹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政治罪名的一个典型例子。
　　姚就是靠这个伎俩受到重用而在“文革”中爬上高层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