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陈毅从华东前线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米脂杨家沟中共中央驻地。毛泽东让陈毅来陕北，一方面是听取华东野战军情况的详细汇报，另一方面是和陈毅商谈1948年作战的问题。1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陈毅商讨华野下一步作战的任务，提出要华野主力向江南跃进。
华野主力挺进江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一个战略设想。1947年7月23日他给刘邓和陈粟谭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同时，华野的一、四纵也向江南进军。他设想：刘邓和华野两大主力南下，必将打乱蒋介石的进攻部署，迫使国民党军大量回援，解放军可以转守为攻，在各个战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1948年初，蒋介石鉴于对陕北和山东“重点进攻”的失败，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制订了以固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兵力进剿中原为目的的“分区防御”战略。将徐州顾祝同、九江白崇禧、西安胡宗南三个集团在中原战场的37个整编师约66万人，除以一部分配属绥靖区担任防御外，以主力组成六个机动兵团和四个快速纵队。蒋介石要以陇海、平汉铁路为依托，集中兵力对付刘邓大军和华野进军中原的部队，并加强长江防线，确保南京和江南地区的安全。
这时，刘邓大军进至大别山区已有四个多月，长期无后方作战，部队的弹药、服装和粮食越来越困难。1948年1月，国民党军出动5个师对大别山区进行清剿，刘邓大军又面临险恶的局面。1月26日，刘邓向军委报告：“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如无友邻协助，至少将11师(胡琏)全部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近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
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而在分散时，敌则以师为单位，寻我分散之旅作战，使我无法休息。两个月来减员不少，长此下去，士气将受很大影响，战力更加削弱，极端被动。而我不能集结作战，使三大野战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改变此不利局面，则有赖于友邻协助和新兵早日到来。”
从电报中，可以体会到刘邓当时的艰难和他们迫切需要友军支援的愿望。毛泽东认为：扭转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派一支精锐的主力兵团向长江以南作战略跃进，迫使国民党军回援，使中原战局出现重大改变。华野过江的问题，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这次毛泽东是下定了决心，并征得陈毅的同意。1月27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要他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中央拟订了三个方案，请粟裕“熟筹见复”。电报最后说：“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1]
1月31日，粟裕给中央军委发了一封长长的复电。电报中将叶、王、陶三个纵队的现状作了如实汇报，说这三个纵队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减员很多，干部配备、物资装备也很不足，马上出动确实有困难。在电报中，粟裕谈起过江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当年他随红七军团北上失利的教训：“我军渡汉水后，敌亦可能加强该段的江防；且渡江后须经较长时间，才能转至闽浙赣地区，如是恐将有半数之减员。此种减员，沿途无游击区安插，只能任其置于民家则几全部抛弃，甚为可惜。忆1934年七军团北上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之不团结，但沿途无处安插伤员，故好仗亦不敢打。每战必须转移，士气日低，同时不打算在沿途有基础之地区停脚生根，使减员更大，元气大损，加以当时整个战局不利等原因，故此失败。”他建议：“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1]在这封电报中，粟裕表达了他在战略问题上的独立思考。
毛泽东、陈毅研究了粟裕的电报，2月1日复电同意粟裕的方案，以华野一、四、六纵队组成华野第一兵团，到陇海线附近休整，补充新兵，准备渡江；华野其他纵队由刘邓指挥，采取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率华野一兵团于1948年3月上旬转移到河南濮阳进行整训，作渡江南进的准备。
在濮阳那些日子，粟裕每天都在思考渡江的问题。反复权衡利弊，他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
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运用，粟裕认为：“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共十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这样想来想去，粟裕认为华野三个纵队不过江，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1]他决定把自己的意见逐级报告，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4月初陈毅回到濮阳后，立即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在对一兵团干部进行渡江南进动员时，他特别强调毛泽东的跃进战略方针，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转入外线又有两个方式，一为北伐军方式，背靠后方，逐步前进；一为跃进方式的前进，超越敌人。有阵地的前进是很合理想的，但依据我军性格，应采取跃进式的。”陈毅兴致勃勃地说，中央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然而在会议间隙，粟裕却把自己的设想完整地向陈毅作了汇报。
陈毅大感意外。毛泽东制订的战略决策，陈毅是完全赞成的。一个战略区负责人要求中央改变战略方针，在解放军历史上尚无先例。陈毅不可能出尔反尔，但很尊重粟裕的意见。他认为粟裕可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