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最盛之原因爱新觉罗氏自太祖肇基东土，至世祖入主中夏，传十帝，历二百六十八年，一朝文学之盛，所以能轶明超元，上驾宋唐，追踪两汉者，盖有六大原因焉。一，由于开国之初，创制满洲文字，译述汉人典籍，而满人之文化开.二，由于信任汉人，用范文程之议，特选士于盛京，而汉人之文教行。三，由于入关以后，一时文学大家，不特改仕新朝者多明之遗老，即世祖、圣祖两朝正科所取士，及康熙丙午年博学宏词科诸人，其人以理学、经学、史学、诗词、骈散文名家者，亦率为明代所遗，而孙奇逢、顾炎武诸儒隐匿山林，又复勤于撰着，模范后学.四，由于列祖列宗之稽古右文，而圣祖尤聪明天亶，著述宏富，足以丕振儒风.五，由于诏天下设立书院，作育人才。六，由于秘府广储书籍，并建七阅分贮，嘉惠士林。有此六原因，是以前古所有之文学，至是而遂极其盛也。

　　七阁者：文渊在大内，文源在圆明园，文津在热河，文溯在奉天，文汇在扬州大观堂，文宗在镇江金山寺，文澜在杭州西湖之行宫.高宗天语典雅高宗稽古右文，天语典雅。乾隆庚戌四月东巡，遣官祭周尹吉甫墓，并垂问吉甫子孙.途次适南熏徐来，上语侍臣曰：「此即《诗》所谓「穆如清风」也。」

　　宗潢多嗜文学宗潢颇多嗜文学者，自红兰主人岳端首倡风雅，而问亭将军博尔都，紫幢居士文昭，晓亭侍郎塞尔赫，臞仙将军永忠，樗仙将军书诚，嵩山将军永（上奎下心），遂相继而起。紫幢从王文简公士祯游，辞爵读书，为士林所重。查编修慎行序其集，称之曰「宗室高人」。雍正时卒。

　　八旗文士之开山赛图字麟阁，崇德辛巳科目解元。幼贫，尝爇马通以读书，尤好为诗，满洲文学之开，实自赛始。其同榜举人鄂貌图，后官参政，有《北海集》；汉军卞三元，后官云贵总督，有《公余诗草》，皆八旗文字之最先者。至阿什坦， 「 题名碑作「何锡谈」。」 为完颜氏苗裔，顺治壬辰进士，翻译《大学》、《中庸》、《孝经》、《通鉴总论》诸书，圣祖尝召问经义，称为我朝大儒。又侍郎布泰阶平襃不由科目出身，克敦实学.侍讲德格勒，有学行，与徐文定公元梦同为李文贞公光地所荐。纳兰成文絅斋为文贞高足，与修《周易折中》。辽阳宁完我，天聪初官参将，后闲废，顺治初，起为学士，擢内宏文院大学士，为《明史》副总裁，康熙乙巳卒，谥文毅。三元有《祭少司马范公》文、《重修盘江铁桥碑记》，一则规仿昌黎，一则力摹子厚，皆能得其气息。什坦有《重经史以养人才疏》，冲夷恬淡，简要不烦，文品尤高。完我有《请立言官疏》，立范运衡，洞明体要。所有均采录于《八旗文经》也。

　　蒙古儒士通文艺敖汉部落，为元太祖第四弟某王裔，其台吉额驸彭楚克林沁，尚简亲王郡主，通文艺，熟习辽、金、元事。尝与裘文达公曰修谈三史，裘为瞠目。高宗呼之曰「敖汉先生」。彭既习汉俗，不乐居本土，典宿卫数十年，卒于京邸。

　　严又陵之文学海通以来，输入泰西学说.同、光间，游学欧美之人，日有增益，于是吾国士林，始知今世界所称文学有广狭二义，不仅如旧称文学为孔门四科之一，专就文章博学而言也。广义赅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言之，亦谓之文的科学，侯官严又陵观察复足以当之，即如京师大学所设文科，学科分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亦可见之。狭义则与哲学、科学相对峙，专以散文、韵文言之。

　　杨古酝文学娄县杨古酝大令葆光幼承母教，工诗古文辞.同治癸酉，客保定，居莲池书院，与修《畿辅通志》。光绪时，以县丞次浙江，旋擢知县.上官倒屣，僚友折节，皆以其文学也。所著有《苏盦文诗词集》，类皆湛然以清，夷然以和，曹子建所谓「俨乎若泰山，勃乎若浮云」者，其庶几焉。

　　石绮湘工文学粤寇石达开有女，名绮湘，年十九，聪慧工文学，姿态轶尘俗。尝至绮红院观乐，诸女皆失色。院为杨秀清辈蓄妓之所也。洪秀全尝求为太子妃，达开以福瑱非令主，不允。或曰，达开初有一子二女，二夭死，存者祇次女筠照耳。金陵下后，年才十七，飘然若仙。达开引兵独出，筠照日侍秀全，甚爱怜之。及官兵压城，筠照变服遁走，至锡山为丐妇，人无知其为石氏女者，后竟以寒饿死。好事者葬之于斗门，筠照殆即绮湘也。

　　文字汉文之源，始于契书， 「 如八卦画。」 指事而已。稍后乃有象形。 「 或同时并起。」不足，继之以会意，谐声。犹不足，终之以转注，借，而六书备矣。指事，象形最单纯，谓之文。会意以下四类，乃孳乳相生，谓之字。在于竹帛，谓之书。六书有古文、大小篆之别，然删除重复，约仅九千余字。至秦，始变隶书。至汉，又有章草。盖文化愈进，事物日繁，篆籀书写，太费日力，不适于用，渐趋简易，自然之势也。

　　唐初，佛经入中土，我国文字遂受小挫。犹幸佛经名词，终未通用，故汉文得以保留至今。自是历代通俗杜撰，辗转附益，字书乃多至四万余字。然寻常日用，率不过三四千字而已。

　　光、宣之交，译学大昌。好学之士，于汉文之外，分习英、法、德、俄、日诸国之今文，更进而兼习希伯来、希腊、辣丁之古文，以推阐中外古今之物理，而观其会通。其译自日本文者，连篇累牍，虽有我国之可替者，亦舍而不用矣。

　　中外文字之比较文字孳乳，以西洋为最速，我国为最迟.或即据文字之增加，以考一国文化之进步，似未可据为典要也。我国文字，自苍颉造字至汉许氏《说文》，其数为九千五百五十三字。此后则历代皆有增加，至《康熙字典》，仅得四万二千一百七十四字。以年代计之，则平均所增，岁仅二三字而已。持是以考泰西各国文字，其孳乳之迟速，有不可同日而语者。兹即以英国考之，在十七世纪之末，通用字典仅五千余字，今则已达四十五万有奇。其文字孳乳之速，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然谓其为多字之国则可，谓其文字之增加，即为一国文化进步之特征，似尚有说焉。试即中外文字增加迟速之故而详考之，知文字多寡，未可与一国之文化为比例也。

　　夫我国文字，今不过四万有奇，识者以为少，固矣。然此四万余字中，人所习用者，亦惟三四千字。以此三四千字作为文章，意无不达，言无不足，而无周转缺乏之患，此其故何哉？盖以我国文字与泰西异，其妙用在能累而成文，及六书之变化，故字少而周于用，与夫泰西之一字一义、一物一名者有间矣。 「 泰西虽亦有一字数义者，然多见于动字，其它名词为数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