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瓦尔特・戈利茨（德）
第一章 先驱
——弗里德里希时代普鲁士的
军需总监部和侍官总署
提到战史这个概念，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拔在普利亚平原奥凡托河畔的坎尼附近，以5万人歼灭罗马8.6万人的场景；或是1757年严寒的12月弗里德里希大王在西里西亚的洛伊滕附近，打败占绝对优势的奥地利军队的会战；或者是1866年普鲁士在波希米亚取得的改变欧洲面目的柯尼希格雷茨会战的胜利。通常，人们考察战史的基本目的，无非是使过去的战争行动神圣化，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或者是，如果从科学角度考察，弄清每一场战争所犯的错误，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在这里，我们对这种考察战史的方法不感兴趣。因为我们深信，在当今文明世界里，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终将被淘汰，尽管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研究一个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十分重要的组织的发展过程像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在半个世纪里所书写的复杂历史需要我们采取一种有别于一般考察战史的形式。进军计划和作战计划以及会战，只能作为考察的框架，重点在于抓住构成军史和战史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
军事制度和作战方法的多种表现形态，无疑是不同政治生活方式、文化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反映。军队的组织形式和战争观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决定民族和国家历史的伟大思想和经济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产生完全是与欧洲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的社会思想意识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它与30年战争（1618—1645）末各封建王朝相继组建常备军之风的盛行有密切关系。普鲁士总参谋部形式的逐步完善，以及在普鲁士改革时期能达到参与军事决断的高峰，都绝非脱离历史的偶发事件。
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在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为创建常备军奠定了基础。军队如同一个大夹子，把通过占领、收买或继承的各片领土—库尔马克、东普鲁士，以及马尔克和拉文斯贝格等西德意志领土，杂乱地夹在一起，混成一个王朝。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普鲁士民族，倒是有一支普鲁士军队和一个普鲁士国家。
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总参谋部在精神上给人们以强烈印象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易北河东岸的容克阶级，以及整整两个世纪把持大部军官职位的普鲁士乡村贵族、官僚贵族和军事贵族，那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一部分贵族家庭的历史与总参谋部的历史密不可分。这些容克阶级在精神上和构成上，完全不同于那些依靠息金生活的莱茵—施瓦本—法兰克的富庶贵族。这些在经济上弱小的普鲁士乡村贵族，被迫挤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土地上，其子弟大部都投身于军队或政府机构。根据当时的军官花名册可以断定，像布洛克、克莱斯特、戈尔茨、马尔维茨、曼陀菲尔、施维林或舒伦堡等家族，都是向军队输送大量将军的家族。从血统上看，除一部分老斯拉夫血统的家族，以及迁徙来的法兰西—胡格诺教家族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波兰小贵族家族也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波兰人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由于波兰—立陶宛联合帝国的衰败而被德意志同化的。他们在一代一代的繁衍过程中，出身平民或农民家庭的子弟通过参军立功被封为贵族，从而形成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他们大多都与普鲁士乡村贵族有联姻关系。
但另一方面，普鲁士军队的伟大改革家却没有一个出身于普鲁士乡村贵族家庭，这种现象似乎并不罕见。被称为18世纪普鲁士总参谋部理论鼻祖的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出身于符腾贝格·施瓦本的男爵家庭。沙恩霍斯特是汉诺威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是在普鲁士被封为贵族的。格奈泽瑙出身于图林根的平民家庭。博因的祖先是移居东普鲁士的尼德兰人。克劳塞维茨也出身于平氏家庭（他的家庭所享有的贵族封号是后来才被承认的）。
自1640年大选帝侯执政，一些后来被称为总参谋部勤务的工作已经开始出现。当然，当时的人们对于总参谋部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认识，而且当时也并不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大选侯凭借他个人的才能，集军队统帅和国家首脑于一身。军队指挥和军队管理均由最高统帅一人独揽。“最高统帅”这一称谓对霍亨索伦王朝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直到1918年的最后几个星期才被废止。
大选侯创建了一个作为平时和战时军队最高的中心机构，即所谓的“元帅局”。该局由一名“军令元帅”领导，配备两至三名“侍官长”作其助手。军队管理机构即“最高军事委员会”起初也隶属于军令元帅。
大概是仿效当时在北欧和中欧备受推崇的瑞典军队；最高统率机构逐步由“军需总监部”所代替。这个机构的任务与后来总参谋部所担负的任务，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类比的。它主要负责管理工程兵勤务，选择和监视行军道路，选择宿营地以及构筑阵地，总之是一些技术性的辅助勤务。后来又增加了一项特别重要的勤务，即军事交通勤务，军队全部运输交通事宜均由一名“车辆总监”负责管理。
据1675年的档案资料记载，首任勃兰登堡军需总监是工程师格哈德·冯·贝利库姆（或贝尔库姆）中校，在他手下还配有几名军需少尉。然而，军需总监部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编制单位。当时的所谓“总参谋部”同现在的总参谋部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它指的是那些直接为最高统帅服务，但并非固定编制在团队里的军官们的总称。
到了大选侯的继任者，普鲁士第一任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执政时期，“元帅局”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由行政管理机构取而代之。
弗里德里希一世之孙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作为一国君主，再次将国家首脑和军队统帅集于一身。在他身上，“最高统帅”原则得到了完全充分的体现。军官职位成了贵族的特权，军装成了统治阶层的国服，不久也成了社交生活中的最受青睐的服饰。容克阶层虽极力想阻挠军官团[军官集团的简称。下同。—译注]的封建化，但阻挡不了历史的发展，军官团的封建化进程终于完成了。容克在国王面前所作的入伍宣誓，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军官将自己视为君王的臣仆，君王是国家的化身。军队的道德基石是建筑在对个人人身忠诚概念之上的。正是这一点赋予普鲁士军官以及而后的德国军官以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直到20世纪。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为普鲁士完成了一部不成文的服从法规，但是服从也是有界限的，在上帝和荣誉面前，服从便退居次要地位。普鲁士的容克阶层还不是一个由大地主组成的利益集团，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等级意识和荣誉感的领导阶层，他们对荣誉的敏感有时会使这种荣誉感达到荒诞的程度。伟大的历史学家利奥波特·冯·兰克曾对普鲁士容克阶层在选择荣誉还是服从时的内心矛盾做过中肯的描述。在发生工业革命和出现民众性军队后，一切等级制的束缚逐渐消亡，从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服从概念，这种服从基本不是由荣誉决定的，而是由依附关系来决定的。
大选侯的勃兰登堡军队拥有3.1万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将其扩充为8万人，同时实行划区征兵制，
——弗里德里希时代普鲁士的
军需总监部和侍官总署
提到战史这个概念，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拔在普利亚平原奥凡托河畔的坎尼附近，以5万人歼灭罗马8.6万人的场景；或是1757年严寒的12月弗里德里希大王在西里西亚的洛伊滕附近，打败占绝对优势的奥地利军队的会战；或者是1866年普鲁士在波希米亚取得的改变欧洲面目的柯尼希格雷茨会战的胜利。通常，人们考察战史的基本目的，无非是使过去的战争行动神圣化，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或者是，如果从科学角度考察，弄清每一场战争所犯的错误，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在这里，我们对这种考察战史的方法不感兴趣。因为我们深信，在当今文明世界里，战争作为政治的手段终将被淘汰，尽管这是一条漫漫长路。
研究一个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十分重要的组织的发展过程像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在半个世纪里所书写的复杂历史需要我们采取一种有别于一般考察战史的形式。进军计划和作战计划以及会战，只能作为考察的框架，重点在于抓住构成军史和战史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
军事制度和作战方法的多种表现形态，无疑是不同政治生活方式、文化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反映。军队的组织形式和战争观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决定民族和国家历史的伟大思想和经济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产生完全是与欧洲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的社会思想意识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它与30年战争（1618—1645）末各封建王朝相继组建常备军之风的盛行有密切关系。普鲁士总参谋部形式的逐步完善，以及在普鲁士改革时期能达到参与军事决断的高峰，都绝非脱离历史的偶发事件。
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在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为创建常备军奠定了基础。军队如同一个大夹子，把通过占领、收买或继承的各片领土—库尔马克、东普鲁士，以及马尔克和拉文斯贝格等西德意志领土，杂乱地夹在一起，混成一个王朝。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普鲁士民族，倒是有一支普鲁士军队和一个普鲁士国家。
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总参谋部在精神上给人们以强烈印象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易北河东岸的容克阶级，以及整整两个世纪把持大部军官职位的普鲁士乡村贵族、官僚贵族和军事贵族，那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一部分贵族家庭的历史与总参谋部的历史密不可分。这些容克阶级在精神上和构成上，完全不同于那些依靠息金生活的莱茵—施瓦本—法兰克的富庶贵族。这些在经济上弱小的普鲁士乡村贵族，被迫挤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的土地上，其子弟大部都投身于军队或政府机构。根据当时的军官花名册可以断定，像布洛克、克莱斯特、戈尔茨、马尔维茨、曼陀菲尔、施维林或舒伦堡等家族，都是向军队输送大量将军的家族。从血统上看，除一部分老斯拉夫血统的家族，以及迁徙来的法兰西—胡格诺教家族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波兰小贵族家族也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波兰人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由于波兰—立陶宛联合帝国的衰败而被德意志同化的。他们在一代一代的繁衍过程中，出身平民或农民家庭的子弟通过参军立功被封为贵族，从而形成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他们大多都与普鲁士乡村贵族有联姻关系。
但另一方面，普鲁士军队的伟大改革家却没有一个出身于普鲁士乡村贵族家庭，这种现象似乎并不罕见。被称为18世纪普鲁士总参谋部理论鼻祖的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出身于符腾贝格·施瓦本的男爵家庭。沙恩霍斯特是汉诺威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是在普鲁士被封为贵族的。格奈泽瑙出身于图林根的平民家庭。博因的祖先是移居东普鲁士的尼德兰人。克劳塞维茨也出身于平氏家庭（他的家庭所享有的贵族封号是后来才被承认的）。
自1640年大选帝侯执政，一些后来被称为总参谋部勤务的工作已经开始出现。当然，当时的人们对于总参谋部不会有我们今天的认识，而且当时也并不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大选侯凭借他个人的才能，集军队统帅和国家首脑于一身。军队指挥和军队管理均由最高统帅一人独揽。“最高统帅”这一称谓对霍亨索伦王朝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直到1918年的最后几个星期才被废止。
大选侯创建了一个作为平时和战时军队最高的中心机构，即所谓的“元帅局”。该局由一名“军令元帅”领导，配备两至三名“侍官长”作其助手。军队管理机构即“最高军事委员会”起初也隶属于军令元帅。
大概是仿效当时在北欧和中欧备受推崇的瑞典军队；最高统率机构逐步由“军需总监部”所代替。这个机构的任务与后来总参谋部所担负的任务，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类比的。它主要负责管理工程兵勤务，选择和监视行军道路，选择宿营地以及构筑阵地，总之是一些技术性的辅助勤务。后来又增加了一项特别重要的勤务，即军事交通勤务，军队全部运输交通事宜均由一名“车辆总监”负责管理。
据1675年的档案资料记载，首任勃兰登堡军需总监是工程师格哈德·冯·贝利库姆（或贝尔库姆）中校，在他手下还配有几名军需少尉。然而，军需总监部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编制单位。当时的所谓“总参谋部”同现在的总参谋部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它指的是那些直接为最高统帅服务，但并非固定编制在团队里的军官们的总称。
到了大选侯的继任者，普鲁士第一任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执政时期，“元帅局”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地位，由行政管理机构取而代之。
弗里德里希一世之孙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作为一国君主，再次将国家首脑和军队统帅集于一身。在他身上，“最高统帅”原则得到了完全充分的体现。军官职位成了贵族的特权，军装成了统治阶层的国服，不久也成了社交生活中的最受青睐的服饰。容克阶层虽极力想阻挠军官团[军官集团的简称。下同。—译注]的封建化，但阻挡不了历史的发展，军官团的封建化进程终于完成了。容克在国王面前所作的入伍宣誓，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军官将自己视为君王的臣仆，君王是国家的化身。军队的道德基石是建筑在对个人人身忠诚概念之上的。正是这一点赋予普鲁士军官以及而后的德国军官以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直到20世纪。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为普鲁士完成了一部不成文的服从法规，但是服从也是有界限的，在上帝和荣誉面前，服从便退居次要地位。普鲁士的容克阶层还不是一个由大地主组成的利益集团，而是一个具有强烈等级意识和荣誉感的领导阶层，他们对荣誉的敏感有时会使这种荣誉感达到荒诞的程度。伟大的历史学家利奥波特·冯·兰克曾对普鲁士容克阶层在选择荣誉还是服从时的内心矛盾做过中肯的描述。在发生工业革命和出现民众性军队后，一切等级制的束缚逐渐消亡，从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服从概念，这种服从基本不是由荣誉决定的，而是由依附关系来决定的。
大选侯的勃兰登堡军队拥有3.1万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将其扩充为8万人，同时实行划区征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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