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萨拉热窝的暗杀
黑手党




　　对于哈普斯堡皇位的继承人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来说，1914年6月28日本来是个吉祥日子。这一天是他们结婚十四周年纪念日，为了表示庆祝，他们曾到约在六年前并吞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去作了一次特别访问。
　　当女伯爵索菲·肖特克充当大公的堂姐妹伊萨贝拉公主的宫廷女侍时，她博得了大公的欢心。可是，在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看来，她同侍女差不多。老皇帝担心他的侄儿选择一位有失皇族身份的配偶，在准许这件婚事之前，整整烦恼了—年。作为他表示同意的代价，他强迫弗兰西斯·费迪南德放弃他的子女任何要求高位或充当他的继承人的权利。结果，恩斯特、马克西米利安和索非这三个孩子以及他们的母亲，在哈普斯堡皇室的古老宫廷中，继续受到冷遇。
　　1909年，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稍发善心，授予索菲以霍恩贝格女公爵的称号，因此许可她在舍恩布龙宫照料宫廷事务。即使如此，宫廷的礼仪禁止她和她的丈夫同坐大公的马车，她也不能和他同坐在剧院的皇族包厢里。每逢宫廷大典，当索菲进入时，折门只开一半。
　　访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省的动机，是大公想使他的妻子得到她在维也纳得不到的皇室荣誉。他作为武装部队的检察长，将视察驻在那里的两个奥地利军的一年一度的演习，然后访问省会萨拉热窝。索菲和她的军职身份的丈夫一起旅行，就可以受到同等的礼遇。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对这种双份的周年纪念日礼物，是感到非常高兴的。
　　当萨拉热窝的简短访问开始时，六辆车篷折迭起来的游览车都停在火车站。第一辆车里坐的是萨拉热窝市长费希姆·埃芬迪·楚尔皮茨和他的警察专员盖尔戴博士。第二辆车载着弗兰西斯·费迪南德，索菲坐在他的右边。波斯尼亚军政府长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坐在左边可以折迭的座位上。司机的旁边是大公的侍从官哈拉希伯爵。
　　这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星期天，皇室汽车的长列，缓缓地驶过人群拥挤但疏于保卫的街道。数千名本地区的部队都在野外演习。（按照大公的请求，萨拉热窝宣布禁止军人进入；弗兰西斯·费迪南德不想使他的访问与炫耀军事力量联系起来。)只有稀疏的宪兵警戒线布在路旁。
　　因为6月28日是圣维图斯节日或维多万，这是巴尔干斯拉夫人的一个特殊假期，节日气氛的街道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波斯尼亚人。直到1912年为止，维多万是纪念土耳其在1389年科索沃之战中获胜的国哀日，当时塞尔维亚王国被摧毁，基督教居民遭受奴役。但是，自认两年前土耳其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败北以来，维多万成为全国欢乐的佳节了。
　　从若干报道看来，这种欢乐情绪并未因哈普斯堡皇室的来访而受到打击。观众是热烈欢呼还是有礼貌地欢呼，看他们如何感受而定。虽然大公本人并不对波斯尼亚的被奴役负责，许多人却把他看作是奥地利压迫的象征。
　　有七个塞尔维亚的暗杀者埋伏在预告要经过的道路旁，他们发誓要干掉大公。最年长的二十三岁，五个都是十九岁，有一个是十七岁。上午10时后不久，官方的车队进入萨拉热窝。共谋者利用马虎的安全防卫措施，栖身在与米利亚茨卡河并行的阿佩尔码头这条大路旁。
　　当车队经过市中心米利亚茨卡河上的楚穆尔亚桥，驶进阿佩尔码头时，第一个暗杀者出现了。桥上站着这批凶手中孤身的穆斯林穆哈迈德·迈赫迈德巴西克，但是他没有动静。（后来他自称，有一个警察走过来站在他前面，所以他无法扔炸弹。）
　　相距不远的是奈杰尔科·察布里诺维茨，他瞄准大公的羽毛头盔，把炸弹猛掷过去。司机看到这种手势，立即加快车速，炸弹落在折迭的帆布车篷上，再弹回到地上，在第三辆汽车的前面爆炸，炸裂了它的前轮胎。飞起的碎片击伤了波蒂奥雷克将军的副手埃里克·梅里齐中校和几位旁观者。受轻伤的有索菲的女侍女伯爵兰尤斯，她坐在同一辆车中。
　　这个企图暗杀的人吞下了一小瓶氰化物，就跳进那时水位很浅的河里。他迅即被打捞出来，几分钟内几个老百姓把这个呕吐着的青年拉上河岸，连连殴打，直到警察前来调停。这个出生于萨拉热窝的印刷工人因服了毒药，痛苦得很厉害，但极力保持头脑清醒，对密谋毫无吐露。弗兰西斯·费迪南德对察布里诺维茨不甚介意，却对受伤害者很关心。“快来，”大公催促说，“这个家伙有精神病，让我们继续按程序进行。”
　　在伤者被送进医院的同时，这批人迅速驶往市政厅，经过守在路旁的另外三个共谋者，但他们并没有企图行刺。坐在第一辆车上的楚尔齐茨市长，显然没有听到为人群的喧闹所掩盖的爆炸声，当他就要宣读他准备好的欢迎词时，觉得胳膊被人紧紧抓住而吃了一惊。“市长先生，”暴怒的大公嘶声叫道，“我到这里是来访问的，却被以炸弹相待！这真是岂有此理！”歇了一下，他平静下来：“好吧，现在你可以讲了。”
　　仍然摸不着头脑、被他的来访者的大发脾气弄得不知所措的楚尔齐茨，发表了一篇过分颂扬的讲话，结语是：“上帝维护按使徒教义行事的皇帝陛下，我们最仁爱的君主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同时，索菲已经使她的丈夫镇静下来，他对市长的赞美之词的反应是庄重的，最后说了声，“我保证，我对你们的好感和关注不会改变。”
　　这番异乎寻常的情景，曾由参加这次典礼的一位当地官员的儿子在二十五年后加以描述。当丽贝卡·韦斯特夫人访问萨拉热窝，为写一本关于南斯拉夫的书《黑羔羊和灰猎鹰》收集材料而去访问他时。他回忆说：“……我们都默不作声，并非由于对他（弗兰西斯·费迪南德）有什么深刻印象，因为他一点也不是我们波斯尼亚理想中的英雄。但是我们都感到尴尬，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他一走出去时，他肯定会被干掉。不，这个问题不需要谁来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人民对他和奥地利人是抱什么态度，并且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扔了炸弹没有成功，另一个人会扔另一颗炸弹，如果他失败了，又会有另一个人起来，……这给与会的人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举行典礼后，弗兰西斯·费迪南德立即发了一个电报给皇帝。他然后问波蒂奥雷克将军，他们是否应当继续按照已经宣布的下午计划进行，得到的保证是不可能再有什么行刺的企图。在继续按照他们的程序访问国家博物馆之前，大公坚持要去探望陆军医院里的炸弹受害者。他极力主张索菲不要陪他去、“不，”她坚决要求说，“我一定要和你去。”
　　市政厅外面，汽车都在等着把这批人载往目的地，这次除一个人改变座位外，其余的次序都和以前一样。哈拉希伯爵不再坐在大公车上前面司机的旁边，而是站在汽车左面的踏脚板上，手按着刀柄，以保护殿下夫妇。因为第一颗炸弹就是从左面扔过来的，所以伯爵选择这个位置以防止可能出现的重演。
　　当这个行列驶抵离市政厅不远的一座桥时，经过了相距不过几英尺的另一位密谋者，但他楞住了。车队按照计划是要沿码头驶往医院的。可是，市长的司机并未被告知已改变计划，而向右转入弗兰西斯·约瑟夫大街，朝着博物馆驶去。大公的司机顺从地跟着前面那辆车走，他也不知道已经改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