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

一、三十年战争与意大利雇佣兵长
专制国王的时代是从宗教战争的废墟中产生出来的。宗教战争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期达到了顶峰。三十年战争的后半段，是由招收的雇佣兵进行残酷斗争，而且往往还有饥民伴随在一起。 [ 作者注：金德里《三十年战争史》第二卷第324页提到，有一支三万八千人的军队，却有十二万七千名妇孺和随营者尾随着。 ] 10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这时，中部欧洲已经成为废墟。据说，死亡人数达到八百万，其中还不算在战斗中被杀死的三十五万。在图林根的一个区里，十九个村庄的一千七百一十七栋房屋，只有六百二十七栋幸存下来；在波希米亚的三万五千个村庄中，战后还有人居住的不过六千个，其人口也从二百万减少到七十万。战争期间，人类相食的现象已不足为奇。迷信之风盛行一时。据说，在1625年到1628年之间，维尔茨堡的主教就以巫术的罪名活活烧死了九千人。1640年到1641年，在奈塞地区的西里西亚公国，烧死了一千人。
在这场战争中，令人震惊的残酷野蛮风气，与十五世纪在意大利流行的仁道战争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佛罗伦萨、米兰和其他公爵的公国里，诸侯间的斗争是依靠受过高度训练的职业雇佣兵来进行的。雇佣兵由雇佣兵长负责招募和率领。他们都是为了金钱来打仗的。他们可以在今年出卖给这个王子，而在明年，又转向对方，为另一个王子服务。对他们来说，战争既是一种生意，也是一门手艺。所以，在这样的战争中，勒索俘虏的赎金比杀死雇主的敌人更为有利可图。既然战争是他们的职业，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拖延一场战争就比结束一场战争显然更有利些。正如史学家裘克拉迪尼写的那样：“他们会把整个夏季时间都用来围攻一个要塞，这样就可以使战争无限地延长。当战役结束时，很少有人丧生，甚至毫无牺牲。” [ 作者注：引自《剑桥中古史》，第8卷第656页。 ] 十五世纪末，那些著名的军人，如帕罗.费里提和柯仑就曾宣称说：“要想赢得战争，靠的是思考和计谋，而不是实际的冲杀。” [ 作者注：转引自F.L.泰勒的《意大利的战争艺术》（1921 ），第11页。 ]
关于这些军人，阿曼爵士这样写道：
“把指导战争的权力下放到伟大的雇佣兵长手中，让他们去执行，其后果往往是使战争变成一种巧妙的演习，或者象是进行—盘棋赛。作战的目的，只是想把敌人引人死角，然后将他们俘虏，而不是同他们进行一系列成本高昂的战斗。甚至可以对那些雇佣兵长提出怀疑，他们象是不忠实的拳师，有时会事先同对手达成协议，故意把战斗打成平局。即使发生战斗，往往也是一种并不流血的活动。……马奇维里曾经引证事实，说是在某次会战中，被杀死的人不过两、三个，而被俘虏的人却有好几百。” [ 作者注：《剑桥近代史》，第8卷第656页。 ]
在这些雇佣兵与雇佣兵进行的战斗中，外交上的一种新概念开始产生了。军人的“强权”与公民的“公理”的区别也开始出现。因此，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的外交家和法理家来说，意大利可以作为一个实验室。
二、法理学家与战争的限制
最著名的一位法理学家是格劳秀斯（1583——1645）。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国际法教科书，即《战争与和平法》。该书攻击了国际的无政府状况，指责了无限战争的破坏性。同时，他也提出建议，认为在战斗、征服和榨取敌国时，包括对付敌国的平民百姓等等，都应当采取温和而有节制的态度。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托马斯·霍布斯（1588一1679）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写道：“每个人在他还有希望达到目的时，都应该尽量致力于和平；只有不可能达到和平目的时，他才可以寻求和利用其他的手段，包括使用战争的手段。这是由理性所产生的一种律令，或者称为一股规则。”第一条，是谋求和保持和平，他称之为自然的基本法则；第二条，当然是进行自卫，他称之为自然权力的放弃。 [ 作者注：《利维坦》，第1部分第14章。 ]
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格劳秀斯，或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法理学家，都没有人认为应该禁止战争。他们很明智地排斥了乌托邦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主张，战争中的暴力和破坏性行为，应该有所节制。E.伏泰尔（1714—1707）讨论了节制的要求，并且在他的《万国公法》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该书于1758年在纳沙泰尔出版。伏泰尔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个问题：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他们之间谁是法官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法官，所以要制定调节战争的规则。这种规则，他称之为“国家之间的志愿性法律。”
伏泰尔写道：“这个法律的第一条，双方都承认存在着一种正规战争。如果人们希望在这种武装的暴力行为中也有秩序或规则。那就是要确立一条限制战争产生灾难的界限，并且要使和平得以归来的大门永远敞开。这一条是绝对必要的。要想指出任何其他的指导原则，那就不可能了，因为国家不承认有高于它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