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转折点、落脚点

这是第一次来山西。感谢长治的同志们给我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和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了，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40年代，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她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场党内争论，即1950年由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发起，并引发华北局、山西省，直到毛主席和刘主席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就发源在长治这块土地上，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它也成为赵树理写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的契机。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更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北方方言奠定了基础。正如梆子戏也号称“中路”一样，山西不但是北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历史上也是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北大门，长治也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我来之前刚刚在北京参加了韩丁的巨著《深翻》中文版的发行会，――这本书写的就是现在已经属于长治市区的张庄。

据说“上党”的古意即“以上天为党”，所以对我而言，此时此刻确实有些感慨万千。长治是一本大书，它讲述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兴起、如何坚持、发展、壮大，讲述着它所提出和面对的根本问题：土豪劣绅、小农经济、互助组、合作化、包产到户、三农问题等等，讲述着它所遇到和要克服的障碍与挫折。我深信，这些课题对于今天的中国同样是根本性的，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不仅属于长治，而且也属于全中国和全世界。

今天我没有能力来叙述长治与中国革命有关的这段宝贵的历史，我下面准备给同志们汇报的重点是1500年以降的世界历史脉络，1500年是“世界经济”形成的时期，我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在上述“现代世界经济”中起到的作用，我的叙述是以财政和货币问题为核心的，同时，我也把山西的经济――特别是晋商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放在这个时段里面去讨论，因为包括长治在内的晋南和晋中地区，也是晋商的故乡。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视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2，空间关系与生产关系

昨天李晋芳局长让我讲一讲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最好也能结合一下山西的历史，特别是：为什么成为“能源大省”之后，山西反倒失去了历史上曾经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核心地位？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山西是非常富的，它有很辉煌的商业传统，李局长还告诉我说，明代以降，中国地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0％以上都在山西，而近代以来，山西确实有一个衰落的过程，这个过程恐怕也是勿庸讳言的。

我想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其实是说：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一些原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类似山西，它们原有的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的角色，以及在中国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反而日益丧失了？这确实是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我个人感觉：我们凡研究问题，无论自觉与否，都需要一个空间的视野，研究历史问题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必须是与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好比我们的古人说“天时”的问题必须结合“地利”的问题去考虑才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生产力的问题一定必须结合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我认为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理解它真正的理论创新之处何在。

如果我们把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地域间互动的过程的话，那么，某一个区域的发展和变迁，当然就不能单独从它自身去找原因，而是要结合它所身处的那个大的环境，看那个总体的经济空间和结构，比如从大的方面说，我们今天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推行科学发展观，核心就是要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但是解决国内的协调问题，则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和谐的中国、和谐社会是与一个“和谐的世界”联系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