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威廉·L.夏伊勒 （美）
战争：一九四九年（9.1—12.31）
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一生横跨20世纪的大半时间。1904年，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将近90岁时在波士顿去世，他曾亲眼目睹了这个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事件。
“我父亲的生活总是使他感到惊讶，”英格·夏伊勒·迪安（Inga Shirer Dean）在为《这里是柏林》(This is Berlin)而写的一篇有趣的序言中说道。这本书收集了夏伊勒从纳粹德国发回的无线电播音稿，正是《柏林日记》所涉及的那一时期。她继续写道：
他来自衣阿华州(Iowa)平静的小镇，在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二十年中，喀布尔、乌尔(Ur)、巴比伦(Babylon)、德里(Delhi)、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这些城市不断地使他目眩神迷。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巧合将他带到那里。他给我们讲故事，关于穿越阿富汗山间峡谷的旅行、在印度伴随甘地一道前进、在纽伦堡大会上看到的令人惊畏的戏剧性场面、柏林战时灯火管制后浓重的夜色以及炸弹坠落时的尖啸声……这些故事就像风筝一样飘飞在中西部童年的原野之上，似乎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尽管他看到和知道的这些事情已经远去有一代人的时间。
实际上，如果（正如夏伊勒经常声称的那样）有幸在合适的时间处于合适的地点是一名伟大记者事业的基石，那么命运在20世纪30年代对他是再垂青不过的了。针对夏伊勒20世纪30年代回忆录的出版，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钱斯勒(John Chancellor)在《纽约时报书评》（1984年）中对夏伊勒的好运气作了分析：“夏伊勒先生说只是由于‘运气’，他才会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待在欧洲。不过，在新闻界有一句老话：有懒惰的记者，也有幸运的记者，但就是没有既懒惰又幸运的记者。夏伊勒先生对其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成绩是当之无愧的。”在这十年开始时，夏伊勒担任驻印度记者，记录了非暴力运动的圣徒——圣雄甘地的崛起和发展；在这十年结束的时候，则在柏林对一个刽子手式恶魔的化身——阿道夫·希特勒所策动的一系列可怕事件作了第一手记录。
《柏林日记》(Berlin Diary)始于1934年，当时夏伊勒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驻欧洲记者待在巴黎。1935年，他前往柏林，从事一份新工作，隶属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环球新闻服务社(Universal News Service)。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赫斯特解散了这个机构，此时夏伊勒被爱德华·R·莫罗(Edward R. Murrow)聘用，加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具有先驱意义的无线电广播组。莫罗—夏伊勒的合作关系，以及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传奇的来自伦敦和欧洲大陆的战时广播，标志着国际新闻报道新时代的来临。
“这本日记的主题，”夏伊勒告诉我们，“……除了个别情况外，并非是它的主人，而是他以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恐惧所观察着的欧洲，看着它在30年代后半期疯狂地沿着通往哈马吉多顿(Armageddon，译者注：圣经所载善恶大决战的战场。)的道路前进。”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柏林日记》是第一本未经新闻审查的记录德国走向战争之路的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941年7月出版后，夏伊勒的书立刻成为最畅销书；到8月份，已经印刷了35万本。直到珍珠港遭袭后，《柏林日记》仍然高踞畅销书榜首。
对于今天的美国读者而言，他们可能习惯于将1941年最后一个月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柏林日记》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教育机会。夏伊勒这本书在一开始便扣人心弦，对当时德国生活的目击报道也令人兴奋，同时还抓住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潮流，借此我们可以了解第三帝国的崛起，以及即将到来的冲突是如何无情地一步步走近，直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被完全卷入。在无懈可击的证据引导下，我们可以观察那些事出突然、形态变幻的事件演变过程——在它们最终成为历史之前。例如夏伊勒对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后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的描述：
整个演说——我边听边想——都保持一种奇怪的旋律，似乎希特勒被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搞得头晕目眩，甚至还感到一点绝望。不知何故，他的演说不能令人信服，帝国议会中欢欣鼓舞的气氛也明显不如上次会议，而其重要性远不如这次会议。乔丹(Jordan)（夏伊勒的播音同行）一定也有同感。当我们准备将演说翻译为英文时，他嘀咕道：“听上去像是天鹅最后的歌声。”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作者客观地作出了如下预言：“明天，英国和法国可能会加入进来，你们将得到你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夏伊勒在柏林又呆了15个月，直到1940年12月才返回美国。在葡萄牙登上“埃克斯坎宾号”(Excambion)轮船后，他写道：
一轮满月悬挂在特茹河(Tagus)上，里斯本以及大河对岸群山中的无数灯火闪闪烁烁，轮船则静静地滑向大海。已有多长时间？除里斯本以外的整个欧洲都灯火全无。欧洲大陆西南角这一小块地方还燃点着灯火。在这里，文明还未被纳粹军靴踏碎。但是下一周、下一个月、再过两个月又如何呢？希特勒的大军难道不会攻占这里从而熄灭最后的灯火吗？
在六十年后再读这段话，需要片刻思索，才能理解其令人吃惊的含义。我们突然间理解了，夏伊勒提出的问题尽管言词华丽，但绝非浮夸之词：当他那天晚上沿特茹河顺流而下时，无论是作者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合上了自己的《柏林日记》，漂流在不可知的生命之河，历史渐渐远去，等待人们去书写。
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一生横跨20世纪的大半时间。1904年，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将近90岁时在波士顿去世，他曾亲眼目睹了这个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事件。
“我父亲的生活总是使他感到惊讶，”英格·夏伊勒·迪安（Inga Shirer Dean）在为《这里是柏林》(This is Berlin)而写的一篇有趣的序言中说道。这本书收集了夏伊勒从纳粹德国发回的无线电播音稿，正是《柏林日记》所涉及的那一时期。她继续写道：
他来自衣阿华州(Iowa)平静的小镇，在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二十年中，喀布尔、乌尔(Ur)、巴比伦(Babylon)、德里(Delhi)、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这些城市不断地使他目眩神迷。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巧合将他带到那里。他给我们讲故事，关于穿越阿富汗山间峡谷的旅行、在印度伴随甘地一道前进、在纽伦堡大会上看到的令人惊畏的戏剧性场面、柏林战时灯火管制后浓重的夜色以及炸弹坠落时的尖啸声……这些故事就像风筝一样飘飞在中西部童年的原野之上，似乎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尽管他看到和知道的这些事情已经远去有一代人的时间。
实际上，如果（正如夏伊勒经常声称的那样）有幸在合适的时间处于合适的地点是一名伟大记者事业的基石，那么命运在20世纪30年代对他是再垂青不过的了。针对夏伊勒20世纪30年代回忆录的出版，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钱斯勒(John Chancellor)在《纽约时报书评》（1984年）中对夏伊勒的好运气作了分析：“夏伊勒先生说只是由于‘运气’，他才会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待在欧洲。不过，在新闻界有一句老话：有懒惰的记者，也有幸运的记者，但就是没有既懒惰又幸运的记者。夏伊勒先生对其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成绩是当之无愧的。”在这十年开始时，夏伊勒担任驻印度记者，记录了非暴力运动的圣徒——圣雄甘地的崛起和发展；在这十年结束的时候，则在柏林对一个刽子手式恶魔的化身——阿道夫·希特勒所策动的一系列可怕事件作了第一手记录。
《柏林日记》(Berlin Diary)始于1934年，当时夏伊勒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驻欧洲记者待在巴黎。1935年，他前往柏林，从事一份新工作，隶属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环球新闻服务社(Universal News Service)。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赫斯特解散了这个机构，此时夏伊勒被爱德华·R·莫罗(Edward R. Murrow)聘用，加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具有先驱意义的无线电广播组。莫罗—夏伊勒的合作关系，以及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传奇的来自伦敦和欧洲大陆的战时广播，标志着国际新闻报道新时代的来临。
“这本日记的主题，”夏伊勒告诉我们，“……除了个别情况外，并非是它的主人，而是他以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恐惧所观察着的欧洲，看着它在30年代后半期疯狂地沿着通往哈马吉多顿(Armageddon，译者注：圣经所载善恶大决战的战场。)的道路前进。”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柏林日记》是第一本未经新闻审查的记录德国走向战争之路的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941年7月出版后，夏伊勒的书立刻成为最畅销书；到8月份，已经印刷了35万本。直到珍珠港遭袭后，《柏林日记》仍然高踞畅销书榜首。
对于今天的美国读者而言，他们可能习惯于将1941年最后一个月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柏林日记》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教育机会。夏伊勒这本书在一开始便扣人心弦，对当时德国生活的目击报道也令人兴奋，同时还抓住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潮流，借此我们可以了解第三帝国的崛起，以及即将到来的冲突是如何无情地一步步走近，直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被完全卷入。在无懈可击的证据引导下，我们可以观察那些事出突然、形态变幻的事件演变过程——在它们最终成为历史之前。例如夏伊勒对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后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的描述：
整个演说——我边听边想——都保持一种奇怪的旋律，似乎希特勒被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搞得头晕目眩，甚至还感到一点绝望。不知何故，他的演说不能令人信服，帝国议会中欢欣鼓舞的气氛也明显不如上次会议，而其重要性远不如这次会议。乔丹(Jordan)（夏伊勒的播音同行）一定也有同感。当我们准备将演说翻译为英文时，他嘀咕道：“听上去像是天鹅最后的歌声。”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作者客观地作出了如下预言：“明天，英国和法国可能会加入进来，你们将得到你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夏伊勒在柏林又呆了15个月，直到1940年12月才返回美国。在葡萄牙登上“埃克斯坎宾号”(Excambion)轮船后，他写道：
一轮满月悬挂在特茹河(Tagus)上，里斯本以及大河对岸群山中的无数灯火闪闪烁烁，轮船则静静地滑向大海。已有多长时间？除里斯本以外的整个欧洲都灯火全无。欧洲大陆西南角这一小块地方还燃点着灯火。在这里，文明还未被纳粹军靴踏碎。但是下一周、下一个月、再过两个月又如何呢？希特勒的大军难道不会攻占这里从而熄灭最后的灯火吗？
在六十年后再读这段话，需要片刻思索，才能理解其令人吃惊的含义。我们突然间理解了，夏伊勒提出的问题尽管言词华丽，但绝非浮夸之词：当他那天晚上沿特茹河顺流而下时，无论是作者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合上了自己的《柏林日记》，漂流在不可知的生命之河，历史渐渐远去，等待人们去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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