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毛泽东不满斯大林紧要关头“不让我们革命”
　　斯大林一共给毛泽东发过多少封电报，恐怕没有人统计过。在这些电报中，有两封电报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以致十多年后，毛泽东还经常提起，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的错事。他说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其中一次就是“不许革命”。所以，研究中苏关系，不能不提到这两封电报。
　　1945年8月20日，苏联红军驻延安情报组给毛泽东转来一封密电，落款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什么？当年给毛泽东当翻译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叙述的：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
　　不管电报全文是怎么说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斯大林反对中国进行内战，要求毛泽东同蒋介石谋求妥协。而在毛泽东看来，这就等于让他不革命。所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斯大林“不许革命”。
　　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将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全体代表留下来又开了一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披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肃反”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3月中旬至下旬，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的，要中国共产党执行，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在根据地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不过，中国共产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路线，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进行自卫反击，可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但是，我们没有听他的。第四次，是1949年阻止解放军过长江。毛泽东表示，“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①
　　一个月之后，即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做了一些错事”。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那封电报。他相当不满地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在这一点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一样”。毛泽东还说，在中苏两党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有几件事与斯大林有关。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令毛泽东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灭亡”。②
　　这封电报确实成了毛泽东对斯大林抱怨最多的一件事，也是最能体现他愤懑情绪的一件事。以至于他在同尤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说：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据师哲回忆，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泽东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接到这封电报后，毛泽东把自己关在窑洞里生了一阵子闷气，连门都不愿出。当事人回忆说，毛泽东的极大不快就是“大发雷霆”。
　　毛泽东不满斯大林的电报是有道理的。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就希望苏联对中国革命提供援助。1944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同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谈话时说过，美国人连中国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解决远东的复杂问题了。“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没有莫斯科的参加。”毛泽东打算通过苏联的介入，以及苏联东部边境问题的解决，从而解决“中国的棘手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曾经帮助过莫斯科。当日本人威胁苏联远东地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曾向中蒙边境派出两个团的兵力。将来中国共产党还会这样做，而且规模要大得多。

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到中国革命胜利问题。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90多万军队，120多万党员，解放区人口达1亿多。这时候的共产党，和以前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超过共产党，但远不如共产党军队英勇善战，所以在质量上要大打折扣。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上的一败涂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不仅毛泽东，就连一些美国人也看出国民党没有指望了。况且，美军观察组又进驻延安，此事被毛泽东看作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崭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令美国人都刮目相看了。当时，无论中国，还是国际社会，都不约而同地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战后的中国究竟鹿死谁手？
　　此前，194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次抗战以后，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①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前六次代表大会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莫斯科等大城市召开，而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举行的。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中共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山沟里转悠了十多年。中共七大召开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夜，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所以，毛泽东把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的目光投向大城市。4月24日，他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去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我们一旦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的八路军就要开到那里去。“我们一定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①
　　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第一次给毛泽东提供了这样的机遇。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苏联一百多万军队从中苏、中蒙边境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突然袭击。为此，毛泽东、朱德还联名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电报说：“斯大林大元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