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原本，笔者打算在本文标题中写进“大国崛起”、“和平崛起”之类的词，但又想起似乎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崛起”本身就是一个“非和平”的过程，为了不使他人生疑，应该说“和平发展”。可是，我们似乎又忘了“崛起”和“发展”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混淆的两个概念——两者都是基于对比，但后者是纵向比较，是和自己的过去比；而前者是横向比较，是要和别人比，比的是国家地位的升降。索性，这里我们绕开这种文字游戏，干脆冠之为“复兴”。

毫无疑问，农耕时代的中华帝国曾一度把同一时代的其他民族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用“深不可测”一词来概括，正是中华文化以及建立在他之上的超稳定的社会资源组织体系，成就了古代中国的富强，使我们的文明得以延续至今。不幸的是同样是由于这一超稳定的体系，使得近代的中国曾一度积重难返，败了个一塌糊涂。

文化、社会体制对国势的推动作用与国势本身，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物理学中加速度与速度的关系来加以类比，而这个“加速度”在中国何时由正变负，笔者不敢妄言，这自有史学家去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6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后，也就是在中国的明清时代，这个“加速度”应当已经是负数了。到了17世纪时，阉祸、党争、内乱、外敌正大口吞噬着大明王朝的国运；而在同一时段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已经在一百多年里初步造就了全球范围内的物流经济模式；同时在这百余年里，资产阶级正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作为“实验室”，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试验。中国就这样懵懵懂懂、不知不觉地撞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至近代中国，不但“加速度”，连“速度”也开始变成负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到了1937年已经走到行将亡国灭种的地步。那时全世界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会想到，仅仅在16年后，这个贫弱的亚洲国家会把世界头号强国从鸭绿江一直“哄到”“三八线”，并最终迫使对方与自己在板门店平起平坐签定停战协定。

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最大的一次“洗牌”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经济已经在结构上趋于稳定，至19世纪中后期，地球上80％的土地被作为殖民地在既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完成了分配，而德国、奥匈帝国恰在此时崛起，他们在经济体系或者说是前面提到的与物流相匹配的社会组织体系上并未有创新，仍是延续了英国的殖民地模式，这就注定了这些新兴国家与旧有国际架构的正面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最终，这种冲突在1914年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像教科书里所写的那样——1918年，德、奥、意等国对既有国际架构的挑战以失败告终。新兴国家的崛起往往要仰仗其对体系的创新而非追赶。但是，一战确实使旧的体系发生了“垮塌”，而当时的欧洲列强并未从那场浩劫中汲取教训，巴黎和会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自那时起，二次世界大战就已几乎注定会发生。

二战最终彻底击碎了旧有的国际格局，随之终结的还有陈旧的国际经济模式——殖民地。在战后不长的时间里，随着世界各处尘埃落定，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被最终确立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国家事实上的胜败不能仅仅去看它分属那个阵营：德、意、日轴心国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了，他们的国家工业体系也遭到彻底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战后受到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的约束，本土有战胜国驻军，而德国连国土也被一分为二，国家的政治、外交、国防、经济都受限制，说他们失败是很好理解的。而英、法两国，在战争中最终没有被德国所吞并，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却被美国、苏联所各自主导的新的格局所取代。而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格局中都仅仅是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全部成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从这层考虑上看，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至少，不能把它们和美、苏这样的战胜国归在一类。

以此来推而广之，中国也决不可能是“战胜国”，而且要比英、法两国更惨，可能会更接近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处境。依照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政治上对美国的倚赖（拿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是表示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手中），那时的中国基本可以视作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了；而东北地区当时又由苏军占领。德国战败后，苏联政府最初借故迟迟按兵不动，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军行将崩溃时，苏联政府又在与国民政府尚未最后敲定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匆匆出兵东北，其中深意无需多言（出于苏联一贯的“环俄罗斯防御地带”的构想以及对旅顺、大连不冻港的需求，中国东北地区很可能会被划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中国的领土主权则可能面临像德国及朝鲜那样被人为割裂的困局）。也就是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没有太多的改善，仅仅是解决了起码的民族生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