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大崩盘》于1955年初版，自那以后，屡屡重印，历时40余年。著作人（和出版商）往往倾向于把该书的经久不衰归功于它的卓越。显然，这本书有那么一点价值。不过，无论好坏，该书的经久不衰还另有原因。该书每次重印，在书店里上架销售，就说明又一投机事件—另一个泡沫或接踵而至的灾难一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现代最严重的股市暴涨暴跌事件的关注，因为那起事件导致了一次无情的萧条。
　　事实上，以后每发生一次投机事件，这本书便会重印一次。1955年春天，股票市场出现了上扬的小行情。我应召前往华盛顿，在参议院举行的一次关于过去经历的听证会上作证。那天上午，在我作证的时候，股市突然下挫。我因股市暴跌而受到了谴责，尤其是受到了市场做多人士的谴责。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写信威胁要对我进行人身伤害；而一些更加虔诚的公民则告诉我，他们在为我生病或早日死亡而祈祷。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作证后没过几天，我在佛蒙特州滑雪不慎摔断了一条腿。报纸纷纷报道我摔伤的消息。信件纷至沓来，写信者告诉我说他们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我至少为宗教做了一点贡献。用当时一个名叫霍默?E凯普哈特（Ho-mer E. Capehart）、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的话来说，这是一名共产党地下党员所做的事。
　　这还只是个开头。20世纪70年代的离岸基金热、1987年的股市风暴，虽然只是一些戏剧性较小的事件或恐慌，但都把人们的注意力回溯到了1929年，并且导致本书的多次重印。
　　对于伯升可没有被盲目乐观所俘虏的人来说，目前人们就像本书所描绘的那样正沉溺于投机，而且乐此不疲。现在流入股市的资金远远多于操纵股市的智慧；如今的共同基金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具有理财才华和历史意识的共同基金管理人。我生来就不善预言，一个人的远见卓识终究会被遗忘，而他所犯的错误却会被人们铭记在心。不过，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循环过程：它会随着物品价格的上涨周而复始，无论是股票还是房地产、艺术品或其他任何物品都会如此。价格上涨会吸引购买者的注意力，从而产生推动价格进一步上涨的效应。因此，预期正因为哄抬价格行为而被证实是合理的。循环过程还会继续下去：乐观情绪及其市场效应已经成为常规。价格甚至会涨得更高，然后因为种种争论不休的原因而最终跌到谷底。价格的下跌总比上涨更加迅猛。一只充足气的气球一旦被戳破，就不会有条不紊地漏气。
　　我还要重复一遍，本人不善预言。我仅仅注意到，自1637年荷兰投机商把郁金香鳞茎视为通向财富的神奇之路以来，这种现象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1720年，约翰?劳（John Law, 1671 -1729年，苏格兰财政金融家，在开发美国路易安那州时从事过高额利润的投机交易，但投机计划最终失败，破产后逃往法国。—译者注）因在路易安那州淘金不成而贫困潦倒，
　　携带着假想的财产逃往了巴黎。那些年还发生了严重的“南海泡沫，’（指英国南海公司在南美进行的股票投机。—译者注）事件，导致英国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金融灾难。
　　后来，类似的事件更是频频发生。19世纪的美国每相隔二三十年就会出现一次投机热。早在独立以前，美国各州，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最终以不菲的代价经历了没有明显支撑的货币发行事件。纸币发行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人们发现纸币已一文不值。独立战争因“大陆币”（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由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分文不值。—译者注）而付出了代价，并且使“not worth a Continental"（一钱不值）成为了一句永久性的习语。在1812-1814年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房地产业出现了一次大繁荣；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投资修建运河和收费公路并美其名曰“国内改良”的疯狂投机热。随之，发生了钞票事件，即任何有能力租用比铁匠铺大一点的房子的人都可以发行没有任何有价物支撑的纸币，直到1837年这一事件才告结束。19世纪50年代又发生了另一次繁荣和萧条：新英格兰（全美以谨慎著称的地区之一）的一家银行倒闭，留下了50万美元的未清偿票据和86.48美元可用来偿付未清偿票据的资产。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曾经出现铁路繁荣，但于1873年以惨败而告终。另一次繁荣也于1907年以同样的结局收场。不过，这次，纽约的大银行得以减轻一定的损失。早些时候，大量流人的英国资金给美国的投机热火上浇油，尤其是刚才提到的铁路投机。“南海泡沫”已被人们遗忘，英国人又重回南美。非常著名的巴林兄弟银行不得不求助于英格兰银行，才得以从由阿根廷贷款案导致的破产中死里逃生。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巴林银行因为一名驻新加坡的小职员而卷人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这次，英格兰银行没有采取任何营救行动，巴林银行由于种种公共目的终于消失了。
　　如今，如果我们确实遇到衰退趋势，即所谓的报应时刻，那么某些事情肯定能够预见。某些估计数据显示，有1/4的美国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股市。万一股市暴跌，他们就会减少支出，尤其是耐用品支出，并且增加他们的信用卡透支债务。其结果是对经济产生普遍的负面影响，但不至于产生像1929年那样严重的后果。那时，银行虚弱无力，而且还没有实行存款保险；农产品市场举足轻重，但又特别脆弱；也没有失业救济金、福利性支付和社会保险等来发挥缓冲效应。所有这一切现在要好多了。不过，出现衰退，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还能照例听到来自华盛顿方面的安抚话。每当市场陷人混乱，总能听到一些相同的话：“经济状况基本健康。”或者干脆就是“基本情况是好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明白某些事情情况不妙。
　　再重复一遍，我不做预言，只讲述历史生动地告诉我们的事情。关于这本书，我最后还要说上几句。这本书是在1955年春天为有鉴赏力的读者而写的，曾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出现在畅销书的排行榜上。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本书陈列在书店的橱窗里。然而，我经常去纽约旅行，总是忧伤地发现在老拉瓜迪亚机场登机口旁的小书店里看不到它的踪影。一天夜里，
　　我走到书架前仔细寻找起来。照看书店的女士最终注意到了我，问我在找什么书。我略显局促不安，省略了作者的姓名，告诉她我在找一本名叫《大崩盘》的书。“这可不是能在机场卖的书，”她语气坚定地回答说。（《大崩盘》的英语是“Great Crash"。英语“crash"一词也有坠落的意思，因此机场是忌讳卖这本书的。—译者注）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近来，许多作者和出版商竟然猜测读者会被书中的脚注所冒犯。我无意冒犯或者以任何方式来阻拦任何一个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不过，我觉得这种猜测很是无聊。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可能会对页脚上的一点文字感到不快。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非专业读者，有时必须知道某一事实的背景资料。脚注同样是一个据以了解如何深人研究某一问题的非常有用的索引。
　　不过，分寸适当与卖弄学问之间同样是有界限的。在这本书里，凡是我引用的公开文献、书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者任何种类的特定原始资料，都会注明出处。关于1929年的许多资料可以在当时的一般报刊和金融报刊上找到。如果系统地援引这些原始资料，那么就得没完没了地注明这些文献的出处。因此，我没有这样做。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注明出处，那么读者就可以推断资料引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当时的其他大众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