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国家能幸免于动荡和灾难。人类灵魂深处似乎存在着永远无法抑制的躁动和暴庚，以致没有一个社会能够达于完美的宁和。然而，每个国穿哟人们又都表现出爱美的情悻，求知的激情，文雅的风度，丰富的情感，以及对正义的向往，它们穿透黑暗，使世界充满光明。人们孜孜不倦地努力，以期认识这个世界，使自己免受它的蹂嗬，更有效地构建它，将它变成使子孙后代没有饥饿，没有恐惧的乐园。
中国的历史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丰富而奇异。现在，作为一个国家，它也与其他国家一起投身到寻求稀有资源，展开贸易往来，扩展知识领域的行列。长期以来，生活在西方的人们对中国茫然无知，即使到今天，不同的语言、习俗和看法仍然使人们感到隔膜。中国国内人口超过十亿，它所承受的内在压力使身处局外的我们只能臆测，其政治生活摇曳不宁，文化气氛收放不定，经济发展步履蹒跚，友好微笑的背后常常分明看出对外来影响的敌意，所有这些使我们对中国的真实本质仍困惑不解。
了解中国并没有终南捷径，就像没有捷径了解任何文化，甚或是我们自己。但这还是值得去努力，因为中国的故事总是令人惊异，且能使人颇获教益。本书的立意就是，要想了解今天的中国就需要了解它的过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探究应该回溯多远确是关键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久远绵长，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像中国这样在如此漫长的时段里——将近四千年——能够保持其活力，并小心翼翼地记录下自己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切入历史记载，带着萦绕于心际的问题，找寻到那些看似能折射现状的事件、人物和历史氛围。
本书的叙述始于1600年，因为我认为只有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们才能充分认识中国当前的问题何以产生，而中国人又能如何利用知识、经济和情感解决它们。我将本书取名《追寻现代中国》，是想藉以强调以下宗旨：
第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统治者和针砭时弊的批评家都反复寻求经久之策，以巩固国家边防，理顺官僚制度，克尽地利人力以免受外国干涉，培养敏锐而严格的知识工具以衡量政治行为的功效和道德。
第二，虽然中国不必追从西方各国和日本的发展道路，但中国仍像保持自己永恒的价值观念一样，高度重视和不懈努力去适应和改造它。我们将要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第三，本书仍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非其结果。我理解的一个现代国家应是整合而且兼容，既保有自己的特性，又能平等地参与探寻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理念。如果我们用这种开放的意识使用“现代”这个概念，就不难发现“现代”的含义也是随着人类生活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并不能简单地将“现代”的意义等同于当代世界，而把过去托付给“传统”，把将来交给“后现代”。我倾向于认为在1600年或更早——当然也包括此后的任一时间——就有了上述意义的现代国家。然而，不论是那时，还是二十世纪末，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确实的现代国家。
第四，我希望，着力于对现代中国“追寻”的过程，将能弄清中国的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洞察它的现状。十七世纪的晚明和清初，中国政府就以握有超越一切的真理之名行使权力，限制人们在所有生活领域中的追求。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中国也宣称，他在走自己的道路。但是适应用外国先进技术解决自己的迫切需要的同时，它又竭力使其人民不受腐化风气的熏染，这无疑是在重演十九世纪谨慎探测的一幕。在单一的政体中统治十亿公民，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就在十八世纪，中国首次出现沉重的人口压力，从那时开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经济和民间社会管理的影响。
其他很多领域里也都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规定女性低微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习俗和行为；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孩子们尊重长辈和义务观念的教育方式；作为组织单位的家庭的力量；当地社区某些人获取和拥有可悠意滥用的权力的能力——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所有这些方面自1600年以后都能以各种形式看到。艺术和文学领域的审美追求和语言创新，掌控巨微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程序，都同样给中国带来了深刻变化，至今莫不如此。
从十六世纪末开始我们的叙述还可以达到另一个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艰苦甚至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中劳作的中国人是怎样频繁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抗争国家权力，1644年，1911年，还有1949年，对现状的绝望，对过去的缅怀，加之对未来的热切渴望，摧毁了旧的秩序，开创了通往新秩序的扑朔迷离的道路。有了对过去那些斗争活动的认识，我们就能更加敏锐地理解现在中国内部彼此对立的力量，以及这个不平静的国家最终能否有机会在现代世界占据一席之地。
1989年秋
第一部分 征服与巩固
十六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但即使把这一时期看作“现代欧洲”诞生标志已成共识，却很难视之为现代中国的明确起点。当西方驰骋全球，拓展视野，在探索世界的领域中独领风骚时，明朝统治者不仅禁止海外探险，丧失了认识世界的机会，而且自拆台脚，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
晚明的国家与经济像结构稀松的织物，开始从许多点上分崩离析：赋税收入的锐减使军费供给陷入窘境；军队的逃散加快了敌对部落的入侵；西方白银的涌进给明朝经济带来意外的压力；官仓疏于管理，年景不佳导致农村人口营养不良、疾病蔓延；不满于政府统治而纷纷起来作乱的流民为了生存拼合成了若干强劲的武装。到1644年，所有这些因素拧成一条致命的绞索，将明朝最后一位皇帝送上了自缢的道路。
将混乱的国家重新带入有序轨道的既非反叛的农民，也不是与朝廷离异的士大夫，而是越过明朝北部边境的自称“满洲”的女真人。满人在预备征服全国以前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和统治中枢，他们的胜利正是以此为基础的。随着这些制度的实行，以及大量归降或被俘的明人成为其政治顾问、士卒、工匠及农夫，满人于1644年不失时机地进军中原。
数十万大军横扫全国的历程足以向我们展示中国地域的辽阔，这一点当年满人在征服活动中一定感同身受。明朝国内的农民叛乱武装及众多的政府残余势力各自割据一方，对抗满人的征服。满人由北向南、自东向西的进军方式正是遵循了中国的地形特征，同时也顺应了将各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紧密融入新的国家结构的需要（在中国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长期分裂后，共产党于1949年统一全国时选择的进军时机和路线可谓满人入关的惊人再现）。
实现对中国这样辽阔国度的征服只有将众多的汉人支持者纳入满人的行列，依靠汉人管理者在满人的旗帜下实施统治。当一些明王室后裔仍负隅顽抗时，大部分汉人已接受了新的统治者，因为满人承诺基本上维持汉人的传统信仰和社会结构。即使满人的征服导致了社会的动荡，那也是随即结束，满人新建的清朝岿然屹立，直到1912年始终维持着对中国的统治。
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不论清朝还是其前后的统治者——巩固国家需要致力于广泛的战略、经济及政治措施的建设。清朝长治久安局面的主要缔造者是1661—1722年间在位的康熙皇帝。他有条不紊地巩固了中国南部、东部、北部和西部边防，同时还完善了其祖先入关前建立的尚欠成熟的若干制度。康熙特别致力于恢复有效的科举制度，改进国家可靠的情报传递渠道，努力赢得那些心怀异志的士大夫的支持，缓解满汉间在政府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潜在的紧张关系。但在经济领域中他成绩甚微。尽管在他统治期间商业和农业兴旺发展，但税收并未得到有效保障，这也成为了清朝始终存在的一大弊端。
康熙的儿子即位后，在此基础上锐意进取，特别注重改革税收制度，管理文化生活，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强化中央权力结构。但是，十八世纪末，随着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精神世界也日趋崩溃。国家机器的无能和腐败削弱了其反应能力，对于国内的问题它无力直面解决，而只能迁延逃避。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是如此，随着富于挑衅性的西方商人远航到中国海岸，并受到中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约束，中国既定的对待外国人的政策受到了新的挑战。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的反应同样显得异常的迟钝和无能。清政府在外交及其他方面不能随机应变地适应形势，为十九世纪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埋下了祸根。那些曾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十分崇敬中国的十八世纪的西方作家和政治思想家们开始鞭辟入里地考察中国的衰落。他们指出，如果中国不能顺应世界的发展而生存，那么终有一日，它必将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