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其出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并且成为用来解释市场、企业与单个经济行动运作的分析工具。经济学最初与政治学密切联系，所以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所从事的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自19世纪后期起，经济学的主题变得越来越狭隘；而到最近30年中，更是日益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述的专题。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近来已达到了危机点；其远离尘世实际行为的弊端，不能再容忍。但是目前常见的研究模式，依然是提出一个有待证实的理论命题，然后再寻找合适的数据。当所得到的数据不符合一种理论的参数时，研究者就舍之而去找另一组符合这些参数的数据。这就是经济学家与在实验室中工作的实验科学家二者的相同之处，因为他们为了控制已选定的现象，都和自然的真实情况保持一定距离。不论经济学家在解释实际现象方面的局限性如何，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主要功力与成就，都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上。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最奏效的是对于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settings)的研究，因为在这种研究中，经济学的各种假设是明显可用的。但是，在时空方面离当代西方越远，经济学的假设与社会状况之间的相符性就越勉强。本书对经济史的分析认为：按照标准的供求原则对明清时期中国的市场与物价进行考察，可能会使一些人觉得是一种不寻常的做法。我将论证：诸如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贸易流动、因供求状况变动而引起的价格运动、劳动的地区专业化(例如棉农售棉买粮之类)等经济学原则，都非常符合我们所知的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状况。为了说明这些现象的意义，我进而论证：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在主要方面，与欧洲农民相类。在19世纪之前，欧亚各地的农民，皆以保障生存和增加收入为目标。在一个资源有限、机会不多的世界中，很少农民会梦想发财致富，但所有农民都会希望增加安全感。这种“理性”的目标，显然未涉及欧亚各地在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中的其他联系。不仅如此，这些基本的经济学原则总是运作于某种经济之中，而对于这些经济本身，学者们的看法可能也会大相径庭。如果要为比较研究确立一个合理的基础，我们就不应认为：与欧洲相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一种较鲜为人用的比较准则认为：尽管中国和欧洲经济变化的轨迹到了后来分道扬镳，不复相同，但是仍然应当容许人们将这两种轨迹进行比较。即使人们的同样努力未得到类似成功，他们在物质的手段与结果的计算方面，仍可以是“理性”的，因为差异可以出于多种原因(例如在不同社会中，人们用来组织资本与劳动的方法不同，技术有异，运输条件有别，自然资源的分布亦不均衡，等等)。

上篇经济变化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但是，即使欧亚各地经济变化的轨迹并未遵循一条单一的发展之路，在经济生产的顺利扩张方面它们仍有若干共同的特征。专业化、高投资与技术变化，都导致人均产量的增加。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后，他们认真地编制创造近代经济的发展战略，以期获得欧洲人已达到的成就。而许多欧洲人达到这些成就时，往往未经过自觉的决策过程。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多半由私有部门的变化组成。政府起了支持作用，但积极性与驱动力都存在于企业家之中。而在当代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人们创建近代经济的努力，却都包含着政府对发展道路的考虑。这是因为在今天，创造经济变化的可能性更多，远不限于18、19世纪经济所遵循的那些规律。但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在创造经济进步时遇到了长期的困难。这种情况表明：经济可能性范围的扩大，并未使物质的进步更加接近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在创造普遍有效的发展策略方面，尚未证明经济学是特别成功的。这里，我们似乎远离了经济史上的解释变化的问题。事实上，以上所说的情况，在经济史中尤其明显。这是因为经济史学家一般主要研究欧美史，而发展经济学家则专力于第三世界现状。一批学者能够运用他们知道是有效的那些原则，而另一批学者则在寻求如何使这些原则得以运作的办法。这就是在通常情况下，隔在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之间的经验主义鸿沟。在使人们跨越这道鸿沟方面，中国的经历具有特别的价值：它能够同时适合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说教。

本篇包括头三章。第一章指出了19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主要相似点。第二章集中讨论农村手工业的作用。第三章则从经济史转到经济发展。我希图论证，经济学的原则，尽管已证明不足以解释欧亚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多种道路，但却完全能够把不同国家的经验理出头绪。第一章明清及近代中国的经济变化：

过去30年中，国际学坛(主要是中国与日本学坛)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者们逐渐看到在大约10世纪开始的许多变化。由于新作物的出现和技术的进步，农业中的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随着贸易发展、市镇成长和农产品流入市镇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扩大了。交通的改善、商人组织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市场交易的控制的放松，都促进了上述变化。另一方面，对于当代的中国经济，也存在着普遍的共识：尽管工业成长，中国仍然还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民仍然以农业为主。中国力求改变现状的努力，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是，在上述两种共识所涉及的有关时间起点与终点之间，大约还有1000年的历史。对于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变化，我们还缺少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

历史学家们之所以未能解释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仍然是以所谓的欧洲经济发展道路为标准，来质疑中国何以未发生类似的现象。他们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运作，通常以两种基本方法入手。第一种方法是找出一个中西差别，并将其称为“产生差异的关键因素”(例如西定生对棉业的重要研究，指出了在中国，棉花生产是如何与农村工业相联系的)。另一种方法则注重研究某些较小的中西相似之处，并认为这种相似性有可能使中国走欧洲道路(然而并未如此)。不论是在对农业的商业化、雇佣劳动的使用、手工业生产的扩张的研究中，还是在对城市工厂形成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把中国之未能顺利近代化归咎于下列三大罪魁祸首中之一(刘永成1982；李文治、魏金玉与经君健1983；许涤新与吴承明1985；张国辉1986)。这三大罪魁包括：第一，中国的国家政权。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阻碍了进步。第二，帝国主义。它迫使中国的经济变化屈从于外国利益。第三，中国的“封建”势力。它为保护其社会地位而反对进步。许多研究都以一种机械马克思主义史观为理论构架，但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界，一种类似的史观也颇为盛行，即以欧洲经验为正确模式，来寻求中国究竟错在何处。伊懋可(MarkElvin)1973年的重要著作《中国过去的模式》，探寻中国何以在达到“中古经济革命”之后，未能出现欧洲式的科学变化与组织变化。黄宗智的新著《长江三角洲农民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则重在探讨中国经验与欧洲模式的不同(黄把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理论当做欧洲的理想模式)。这种关于中国经济史“缺少什么”的探索，也不仅限于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约翰·霍尔(JohnA.Hall)从欧洲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世界历史作了范围广阔的评述。在其著作中，他也谈到了中国“对市场的制度性障碍”。同时，E.琼斯(E.L.Jones)在其第二部饶有兴味的比较经济史中，指出若以欧洲的政府政策为标准来看，中国的政府是“很不尽责的”，从而阻碍了发展(霍尔1985：56；琼斯198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