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产生的社会文化根由 一贫困(1)

乞丐有着久远的历史，它与文明社会形影相伴。乞丐是文明

社会的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

我们今天尚不能确知乞丐产生于何时，仅就我们所见到的史籍，乞丐的产生大致不晚于文明社会，换言之，在文明社会产生之初，我们即可依稀窥见乞丐们的身影了。就西方文献而言，著名的荷马史诗中已有关于乞丐的文字，在《奥德赛》第十七卷“奥德修斯求乞家宅探察行恶人”便有这样的描写：

他这样说完，把一只破囊背到肩上，

上布满破窟窿，绳子代替背索，

欧迈奥斯又给他一根合手的拐仗

一幅栩栩如生的乞丐形象。

这种人经常站在门边挤擦肩脊，

乞求残肴剩饼，而不是刀剑或釜鼎，

你如果把他交给我，让他看守田庄，

打扫羊圈，用青草嫩叶喂养羊群，

喝点剩余奶液，两腿也会变粗壮。

可是他已习惯作恶，不愿再去田间干农活，

宁愿在乡间到处游荡，

靠乞讨充实他那永远填不满的肚皮

如果他前去神样的奥德修斯的宅邸，

人们会顺手把脚扔向他的脑袋，

砸得他在宫里逃窜，砸烂他的双肋。

这里，不仅生动地展示了一位行乞者的生活状况，而且把人们对乞丐的憎恶、唾弃之情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公元前11世纪到9世纪“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乞丐已成为社会的常见现象，贵族们斥之为“一帮可怜又讨厌，扫尽餐桌的饕餮”。

在我国古代，何时产生乞丐，这已难于确考。应该说，夏、商时代已经产生，不过那时的确凿文献史籍已难以见到，而有关乞丐的记载更是杳不可求，只是到了春秋时代，有关乞丐活动的记载渐渐多起来了，而且这时的乞丐队伍已是五色杂处，其中不乏当时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例如：伍子胥弃楚奔吴，以期报仇雪耻，流落街市，以吹箫乞食于吴市；百里奚欲投奔秦穆公，苦于没有川资，只好一路乞讨前行，后与未得志暂且以喂牛为生的宁戚之合作“乞食贩牛”。秦穆公为求得百里奚，以五只羊皮赎得其身，后来百里奚遂被称为“五羊大夫”。晋王室公子重耳因避骊姬之乱而亡奔天下，亦尝乞食于村野之人。齐国名相管仲曾被鲁国囚禁，在发送回齐国的路上，经过一个叫绮乌的地方，也曾向当地军士求乞丐食……以上事例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吴越春秋》等文献典籍之中。当然，这些所谓“行乞”者不过是因一时际遇困窘，以乞食为权宜之计，并不是终生以行乞为事的真正意义上的乞丐。然而正是因为社会之中存在着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乞丐，才为伍子胥、百里奚、管夷吾这样的“精英人物”克服生计的窘困提供了一种首选的方式。

事实上，在春秋时代确实存在着一大批穷苦无告、以行乞为生的人们，据史料记载：齐景公看见路上有幼童乞讨，心中大为不忍，晋国大臣晏婴借机讽劝他说：“您是一国之君，怎么想办法帮助他们呢？应当让下面官吏去收养他们，这样您的仁义之名便可以广为人知了。”管仲曾有过行乞的经历，故而他后来执齐国之政，对乞丐及穷苦人民的生活艰辛有深切的体察，他指出：老百姓生下来就没有了父母的，叫“孤子”，无妻无子之人，叫“老鳏”，无夫无子之人，叫“老寡”。这三种人应该由政府收养他们，以保障其生存，免得他们可怜兮兮地沿街乞讨，朝不得餐。假如一个国家街上有行乞之人那就是宰相失职。可见乞丐问题已成为政治家们谈论政治好坏的一个标准，它确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了。

那么，乞丐因何而生呢？为什么它与文明社会长期相伴？其间缘由何在？

贫困是长期笼罩着人类社会的一层阴霾，人类社会产生伊始便遭遇到它，被它所困扰。贫困是引发众多社会问题的重要经济诱因，也是引发乞丐现象的初始根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贫困使乞丐得以产生并在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中长期延续。

按照社会学的理解，贫穷“是一种生活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收入低，就业不充分，住房破烂，精神压力和外界压力都很大，在社会上他们没有权力，难于接近受人尊敬的地位，贫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情绪不稳定”。(〔美〕埃弗里特·罗吉斯等著《乡村社会变迁》)

贫困说到底是发展不足，也即是作为社会的人的发展权利实现不足或未能得到实现。

按人的需要层次论，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获得享受自下而上资料和发展生存资料的需要。人的发展首先要满足基本生存资料的需要，然后才能够通过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其他劳务，为社会服务，并在这一过程中经历社会化、再社会化，使自己的体力、智力获得发展，完善和调动自己的潜能。因此，人们获得发展资料，其中包括较高生活质量的物质条件，教育培养费用和文化娱乐、体育等等的需要，人的这种需要和权力不能得以实现或实现不充分，在社会学意义上都名之曰穷困。

贫困还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发展权利的内涵是不同的，传统社会人类发展权利实现不充分主要表现在生存权利这一层次，而现当代则主要表现在较高的发展权利层面，如受教育、社交、政治参与等等。而同一个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人们划分贫困的标准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有贫困现象，发达国家同样有贫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