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国的自发私有化进程
近年来对中国社会问题抱怨最多的要算是分配不公。其实这里有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因为中国这些年的问题不是出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而是出在权力市场化形成的资源分配中。所谓“资源”有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两种类别，无形资源是一些经营特许权，如房地产经营权、某类物质的进出口权、股票上市等等；有形资源如土地、计划物质等等。在这十多年积累财富的前几轮竞赛中，得利最大的就是在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部门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掌握实权者。这部分人形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过程中的分利集团，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出于互利这一目的，展开了大量的寻租活动。本书上篇的六章，主要就是论述我国政治经济这两大科层组织的掌权者，如何利用权力这种严重变形的手，“创造”了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这一现代神话。
通过对大量事实的伦理追问表明，中国当代所有的经济问题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在政权软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对法规的遵守陷入了一种非常随意和松弛的状态。权力层大规模的贪污腐败行为对下层广泛渗透，导致了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对金钱意义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经济信用严重失常，市场失效。由于市场缺乏伦理规则的约束，我国经济陷入一种过度投机的状态之中。
下篇：危机与选择
本书的上篇从纵向揭示了中国自发私有化过程，下篇则从社会的横断面剖析了权力市场化引起的种种不良社会反应，揭示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诸种不利因素。如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怨恨情绪普遍增强，就业压力过大与犯罪浪潮的叠起，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进程（宗法组织的复兴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导致的社会控制机制畸变，黑色经济的泛滥和黑社会组织的兴起，以及“官黑结合”而成的地方恶势力在少数小城镇与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控制。
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政治经济的作用，更有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对中国构成的社会压力既是近期的，更是远期的。它们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影响说明，金权政治、官黑结合与流民－暴民，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危机的总根源。
下篇说明，中国现在正徘徊在十字路口：一条是通向法治化的公民社会之路，另一条则是以“黑权结合”为特点的“意大利模式”（或是南韩的金权政治模式）。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新选择将成为中国未来走向哪一条路的决定因素。

敲门者的声音
──为《十字路口的中国》而作
朱学勤
对于经历过80年代思想启蒙与文化讨论的这一辈人来说，何清涟的名字并不陌生。她在1988年所发表的《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曾引起社会普遍的注意。那时的思想启蒙集中于文化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由此形成无人不谈文化、无弊不归之于文化的时尚，至今流弊尚难成绝响。何清涟似乎很少受这种风气影响，她那本《人口：中国的悬剑》，直接刺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限制──人口与资源之比，使人在当时过于宽泛的文化讨论中猛然惊醒，开始认真考虑在那些什么都能包括但什么都不能回答的文化“根源”之外，还有更为切实的问题需要正视。此后，作者南下深圳，有过8年学院外的经历与思考。在沉默了三四年以后，我们间或又能从一些思想界的前沿杂志上，看到她那些令人印象深刻且颇有说服力的国情研究文章。8年以后，她又回来敲门。这一次敲门，她为中国的思想界带回了什么呢？
首先应该感谢这本书所做的充分资料准备。在写这篇序言以前，我征求了能够接触到的经济学界朋友的意见，对她的思想持反对与赞成意见者各占一半。但有一点却很一致，那就是大家都对这本书的资料依据有公正的评价。其实那些资料并不神秘，在各种公开出版物中俯拾皆是，只是等待有心人去收集整理。何清涟凭她对社会转型问题的经验性体验，躬身采集这些在一般学者眼中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遍地荆棘”，坚持数年，终于为她的批判理论铺垫了坚实的统计学依据。这种从公开出版物中采集资料，依次推理的研究方法，结果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这工作过去也有人做过，那就是与何清涟同在广东的何博传先生。何博传的书名是《山坳上的中国》，正好与何清涟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前后相呼应。
《十字路口的中国》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用大量资料数据和事实说明，中国各项旨在为民众谋求福利的改革措施在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操纵之下，引起的种种事后不良反应及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强烈呼唤思想界人士在研究转型期经济社会问题时，必须将人文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相结合，尤其是要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本书中提出恢复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含义，研究与国家资源有关的财富的分配问题，并呼唤在中国尽快建立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以便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设计合适的法律框架。
在中国，经济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它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中国大陆的改革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课题，谁也不会否认它的经济实效，但是谁也都知道它的公开秘密：这只是一场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纯经济改革呼唤出“纯经济理论”，即这些年来经济学界人士所建构的单一经济学。这种单一经济学理论只就经济谈经济，似乎中国的经济结构没有任何政治细胞，是从一种经济结构朝着另一种经济结构的演变。而经验常识却告诉我们，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结构的产物。套用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形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来到世间，每一个细胞都滴着政治”。中国的经济学怎么会在一个早上就变成了只研究单纯的经济结构，只需就经济谈经济？不能一概否定这十几年内中国经济学界所做的种种努力，但是也不必讳言，回避中国经济结构的政治内涵而奢谈改革，有时确实象在编织“皇帝的新衣”，一口气编了将近20年。
19世纪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曾被马克思斥之为“庸俗经济学”，而他将自己创立的经济学派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创始者的勇气已经被他的后裔阉割殆尽，以致在谈论一种彻头彻尾来自政治设计的经济结构时，可以回避它发生学意义上的本来内涵，只围绕着它的经济外观打转。这种理论的庸俗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被马克思所抨击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却公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旗号。1996年春天我在哈佛做短暂停留时，曾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论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理论现状，那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不谈政治的经济学取了一个尖刻的名字，称其为“No heart economy”，即“没心没肺的经济学”。“No heart”不仅指明了这样一种经济学在理论形式上的空洞，而且还指出了理论持有者在价值立场上所持的虚无状态，实在是入木三分。仔细想想，经济制度及其经济运作方式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如中国这样具有其深刻的政治内涵？如果在中国这样的国度研究经济问题，都可以置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亦即“社会的制度环境”）于不顾，那么马克思当年的努力真是全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