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写这套书第１０卷到第１３卷的２８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１８００年到１９４９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概括的范围广一些，很可能离事件具体的事实就远一些。根据这种观点，以包罗万象的各个过程（如进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各个阶段（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前提，一般地说是属于超历史的信仰领域。尽管我们无须让那些喜爱这类名词的人放弃它们，我们还是可以认定这类名词是超越理性的信仰问题。①

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层次上，社会科学的概念能帮助我们阐明历史事件。历史学本身虽不是社会科学，但它的任务是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们今天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成为一个整体。为此目的，隐喻长期成为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城市陷落，战争结束，希望飞腾，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进步的前景越来越暗淡，等等，等等，我们主要使用来自感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同样，社会科学家也不得不用文字写出结构、水平、下降趋势、加速或平衡。然而，来自社会科学分析的中间层次的概念，却越来越多地被用来阐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把一个事件同另一个事件联系起来。例如，第１２卷第１章提出“海洋中国”——一个与“大陆中国”不同的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区——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外国影响进入中国社会的渠道。在这个框架中，本章首先论及大陆中国。而且，由于第１０、１１和１２卷主要论述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本章力图阐述迅速发展的社会史领域的新近成果。

读者会立即注意到，通常把“中国”作为单一实体来对待的尝试，正在为详细研究所揭示的诸多情况所减弱。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差异性”，虽仍在打动旅行者的心，但这一陈旧观念却正被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各种亚文化群所打破。“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政体、社会结构、思想以及价值观交互影响所创造的）可视为同一的构成模式，在近代国际接触的进程中，变得不是那么独特的和可以视为同一的了。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概括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了。

然而我们敢以高度的概括来开始，断言２０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两方面有别于所有别国的革命——人口规模更大，面临的变革更广泛。中国的人口规模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广泛的变革也往往延长了革命。

让我们首先研究连续不断的事件。中国在 １９ 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叛乱（白莲教，１７９６—１８０４ 年；太平天国，１８５０—１８６４ 年；捻军，１８５３—１８６８年；回民，１８５５—１８７３年）和一系列的对外战争（英国，１８３９—１８４２年；英①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迈克尔・加斯特、孔斐力和马若孟就本章提出的有益意见。

法，１８５６—１８６０年；法国，１８８３—１８８５年；日本，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国际战争）。在２０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革命：结束古代君主制度的１９１１年的共和革命①，建立国民党独裁的１９２３—１９２８年的国民革命，１９４９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革命和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这些里程碑表明，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运动的适应，对科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

规模宏大促成了这种缓慢。例如，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架设电报线路之前，北京与省会福州和广州间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驿站，一趟至少需要两个星期。清帝国无法作出迅速反应。１９世纪帝国主义的多次战争，主要取决于中国周围的外国海军力量。例如，四川的５０００万人（现在为１亿人）甚至在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也未受到日军的侵袭。中国的“四万万”人口（现在为１０亿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没有通过扫盲、报纸、电信，或乘轮船、火车、汽车旅行的方便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

对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解，是线性模式解释和循环模式解释两个历史学派之间争论的问题。线性观点，强调近代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方面，而且特别在生产技术、政治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一些人想象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称之为全面革命。循环观点，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复：中央政权的衰落，内战和外国入侵，普遍的混乱和贫困，中央政权的军事复兴，谋生之道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个模式在不同结合中相互交叉。革新与复兴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国采用外来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采用自身过去的经验。

从１８００年到１９４９年，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已在减弱，仍顽强地继续存在。包括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朝鲜和越南靠增加它们自己表示语音的系统而摆脱出来）之内的中国伟大传统的种种载体，像清朝保持它的统治权一样，顽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中国的古老国家与古老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它们共同长久存在的一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