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晚年即将来临。悄悄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早在1976年，即《人心与人生》基本写完时，梁漱溟就感到自己在尘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对尘世厌倦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是：1981年6月，终止了已经持续数十年的记日记的习惯，留在日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6月1日”，有日无记，此后再也没有日记——他已不再需要为尘世的事挂念。
事实也是如此。虽然梁漱溟晚年并没有停止为中国传统文化宣传的努力，但基本上停止了著述。
1988年4月13日，梁漱溟到良乡扫墓。这天风大，气候反常。梁漱溟回到寓所后，即感身体不适。4月25日，呼吸困难，病情加重，被送到协和医院。不久检查结果出来了，尿毒症。这几乎等于判了他的死刑。
家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梁漱溟，但是梁漱溟似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天，他把长子叫到床前说：“人的寿数有限，我的寿数到了。你们不要勉强挽留了，吃点药，听其自然发展吧!”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忽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情况危急。医生采取急救措施。心跳1分钟170次，继则急促下降。
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
梁漱溟断断继续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后闭上了双眼，安然去世。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是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后给儿子写的信。
梁的自信则是来自于他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对此，同时代大师级学者牟宗三有过评价，他说：“（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接续”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继承，二是发展。由于清代学者关注的多是考据之学，对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挥，因此在新儒家看来，儒学可以算得上是断绝了三百年，直到梁漱溟出现才有了新发展。
梁漱溟从宋明理学入手，将西方生命哲学引入到儒学中，对陆王心学进行了“修正”。尊崇儒学，但不排外，将西学引入传统文化，正是现代新儒家的普遍特征，梁也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之一。其标志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这本书中，梁漱溟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别。由此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从而跳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局面。
他对儒家的找寻是有一个过程的。进入北大之前他崇信佛学，但是为何他进了北大之后会抛弃佛家的观点？又为什么他没有接受全盘西化的观念，而是转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呢？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漱溟作为同盟会会员，被派到天津《民国报》当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很快就看到了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对革命失望，开始信佛，一门心思想出家当和尚。但是他并不能忘情于社会。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苦难，时时触动着他。1917年，梁从湖南回北京。目睹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号召像他那样的人要起来拯救苍生。据说，翻阅完这篇文章之后，辜鸿铭摇晃着留有一撮辫子的大脑袋，称赞梁漱溟说：“有心人哉。”而胡适也在他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如果说社会责任感是儒家传统在他内心的根苗的话，那么父亲梁济的自杀则成为他走入儒家的导火索。梁济是为了传统文化而自杀的，父亲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殉葬，彻底使他实现了思想转变，走上了复兴传统文化的道路。

在传统文化上来说，儒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问家。《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就是说儒除了学识的要求之外，儒者还要是一个积极入世、一个以自己的行动引导人、感染人的人。
梁漱溟亦如此。在当时社会变革下，他的实践围绕的只是一个问题：为中国问题寻找出路。
他寻找的第一条道路是革命。1911年，根本无心立宪的清廷迫于立宪派的请愿，炮制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很多人对清廷彻底失去了希望，转而支持革命。梁漱溟亦是其中的一个。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梁漱溟于是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成功，梁漱溟正好中学毕业，他没有继续上学，而是投身到政治活动中，任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的外勤记者。顶着记者头衔的他，出入于各式政党团体的本部，耳闻目睹了一桩桩、一件件政治中的勾心斗角和黑暗之事，让他觉得那些所谓的“革命”、“政治”、“伟大人物”，也“不过如此”。因对革命失望，梁漱溟开始崇信佛教。
很快，梁漱溟就又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条路：乡村建设。
梁漱溟说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年），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年）”。这一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工人、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和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有识之士一样，梁漱溟也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这一时期也是梁漱溟建立自己新儒家思想的时期。新儒家思想的建立为他思考救国道路提供了一个思路。他认为，光绪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学西洋，但是学习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结论，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二者长处的沟通调和，即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从1927年到1937年的１０年间，他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民族危亡成了救国的首要任务。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他开始接触共产党，逐渐认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

美国学者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但梁拒绝接受，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佛家。他曾极认真地把自己和同为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相区别：“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熊十力也曾潜心于佛家，但是他最终抛弃了佛，转入到儒学中；梁漱溟则终其一生都未抛弃佛教，甚至对佛教崇敬有加。他安身于儒、佛之间，在入世和出世的纠结中，度过了他的大半生，并最终将二者融会贯通，将自己修炼成了外儒内佛的“得大自在”者。
他在世俗行为上是以儒家的精神在参与“救世”，是行动的儒者；但心态却是佛家拯救众生的态度。他在论及乡村运动时曾经说道：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作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在现实中，他完全是以苦行僧般的精神做事。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乡村中，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而且，过年期间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对人世间的情谊，他也看得十分淡泊。梁漱溟的第一个夫人于1934年在邹平去世，他写下了一首看似十分绝情的诗：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到了晚年，梁漱溟从喧嚣和奔忙之中逐渐回归到泊淡和寂寥。如果说梁漱溟早年的佛教信仰，是将出世作为逃避世间的一种手段，随后的由佛转儒、“回到世间来”，是将出世和入世截然对立，那么到了晚年，在经历了由出而入、入而复出的否定之否定后，出世和入世在他胸中不再是对立的纠结，而是辩证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