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编者序）
许纪霖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短短的一 百年，经历了大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 化，都发生了此前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大 时代。
在这样的大时代里，一切都在变，都在时代的海啸中被淘洗了一遍。那么，作为 社会精英的读书人，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地说，他们面临着从古代 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转型。这一大转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 也是一个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关于前者，我在2000年编选的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中，已经有所阐述，而本书的编选，则侧重于后者，从知识社 会史的角度来研究这次大转型，以及在大转型过程中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的互动。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正如梁漱溟先 生所说，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 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是上 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 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 稳定》
士大夫阶级，在古代中华帝国，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 和纽带。其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懦家价值观既是 帝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其二，士大夫阶级(亦 称为士绅阶级)一身兼二任也，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 精英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 的整合。
2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明代以后，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二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 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还是在士之下，但已经在农工之上。到了 晚清，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外国列强的需要，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本 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 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农的位置急剧滑坡，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 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四民社会逐渐解体。
不仅四民社会解体了，而且士大夫阶级也被彻底颠覆了。100年前的1905年， 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自此，士大夫阶级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机制，只剩下其无 形的灵魂，不复其有形的躯壳。士大夫阶级没有了，然而读书人还是存在，他们摇身 一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晚清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较，有诸多的不同。 首先是知识结构变化了，从四书五经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从伦理政治的规范性知识 变为应用性的自然知识;其次是知识的空间变化了，从过去的私塾、书院变为中西混 杂的洋学堂，到民国以后又变为西方式的以学科化为中心的学校体制。最后是读书 人的出路变化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只有仕途一条路，他们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随着 科举制度的废除被切断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他们成为了自由浮动资源，开 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 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 中心的“断裂社会”。
所谓“断裂社会”,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士大夫原来扮演 着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枢纽功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阶级瓦解了，国家 与社会之间再也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二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精英流失 到民间，流失到社会各个领域，导致国家统治集团的非精英化。军人干政，武人弄权， 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枪杆子和私人关系，进人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级统治机构，导致 政治黑暗腐化。国家权势与散布在社会的商业精英、知识精英和媒体精英发生了曰 益严重的紧张和冲突，最后在分崩离析的大乱局中，边缘知识精英领导农民，进行了 一场由上而下的社会大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
“断裂社会”的第二个涵义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在原来的四民社会中，以士大 夫阶级为核心，士农工商之间存在着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和上下流动的有机联系。到 20世纪以后，随着士大夫阶级的消亡、农民阶级的调敝以及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 阶级与阶级之间断裂了，社会不再有中心，彼此之间也缺乏制度化的有机联系。这种 “断裂社会”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现代的多元社会，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分化，社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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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不再有中心的多元社会。但“断裂社会”与此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多元社会中国 家与社会之间、各个领域之间以及各个阶级之间，存着着基于合理的分工和分化基础 上的有序联系，而分化了的秩序又是被制度化了的。但在“断裂社会”之中,社会各个 阶级和阶层之间，由于缺乏公共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无法形成有序的联系，也缺乏 稳定的制度化分层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离散化状况。
在这样一种“断裂社会”的乱局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 的关系呢？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级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如今都崩溃了。科 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 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人都市，又意 味着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 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如今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 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不过，进入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虽然失去了土地，却获得了天空， 那就是现代社会中属于知识分子的知识空间：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学术社群以大 学为中心，辅之以基金会、学术社团和同人刊物。它们属于知识的生产领域。而文化 传媒则属于知识的流通领域，由报纸、杂志和出版业组成。无论是学术社群还是文化 传媒，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都是古代中国没有过的，或者说不曾以建制化的网络 规模出现过。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尽管如此，学术社群也好， 文化传媒也好,它们都不再是社会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以市场为核心 的商业社会和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系统。事实上，随着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国家 和市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学院和传媒，并且权力和资本的力量也不断 渗透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领域，使得其无法保持应有的自主性。
当知识精英有了自己的小社会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时，也使得他们失去了与国 家与社会的有机联系。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象征化和符号化，只是以知识的 符号形态影响社会，通过抽象的话语方式启蒙民众。知识分子与社会特别是乡土社 会这种的象征化的联系，背后所缺乏的，正是过去士大夫阶级那种制度化的渊源。而 抽象的话语一旦匮乏建制化的基础，就会变得无足轻重。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再是 社会的中心，反而在“断裂社会”中愈趋边缘。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使得知识分子内部也发生了断裂。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梁启 超、严复到胡适、丁文江、张君劢、张东荪，怀着传统士大夫的梦想，力图通过言论和知 识的力量，重返社会的中心，并希望将社会与国家通过西方式的改革，重新整合起来。 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从章太炎、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则利用“断裂社
4 /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
会”的缝隙，自居社会的边缘，反叛体制、反叛主流，在社会建制之外发动革命，导演了 20世纪两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革命和社会大革命。最后，草根政治战胜了士大夫政 治，边缘知识分子战胜了学院知识分子，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建立起来了，在这样的列 维坦里面，不再有社会，也不再有知识分子。
直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当社会重新从国家中解放出来，知识分子也重新从边 缘走向了中心，但很快地，一个世俗的工商社会_起，使得知识分子重新边缘化，重新 变得微不足道。这一次，他们不是被国家颠覆，而是被社会本身颠覆了，确切地说，是 被市场社会埋葬了重返中心的梦想。
无论重返中心，还是落人草根，都不过是传统士大夫的回光返照，所谓的缙绅或 游士只不过是士大夫精神的两面而巳。从传统士大夫走向现代知识分子，所要引入 的，却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不可能产生于四民社会，也难以在“断裂社 会”中蕴育，它需要的是健全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而这些正是知识分子社会转型 的制度化平台。
2005年元旦于丽娃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