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现代）
一 问题提出
山田辰雄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近年来，关于蒋介石的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完成民主化以后的台湾，关于蒋介石与国民党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自由化的阶段。与此同时，对蒋介石与国民党的评价也被相对化了。在中国大陆，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重新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作用的趋向。
与海峡两岸在政治、社会以及学术界出现上述变化的同时，日本也出现了关于如何评价蒋介石在民国史当中所处地位的争论。近年来，笔者一直主张应重视20世纪中国政治的连续性，从连续性这个框架来理解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
代行主义 是中国政治领导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被定义为精英集团代替人民制定改革目标，培养人民的政治意识并为实现目标而动员人民。但是， 代行主义 又是一种缺乏人民自发参与的政治体制和领导模式。
以此观点来研究蒋介石的政治指导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家如何先行于人民制定政治目标。推动政治过程的是政党，有时要依靠政治家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是否只是单纯的被领导对象，只能发挥消极因素，还是有可能发挥更大积极性呢？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换句话说，实现政治目标必须要有人民的参与，因此领导层和人民的关系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第二，如何培养人民的政治意识。一般来讲，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是政党的作用之一。在这里，政党领导人如何把握人民的政治意识的问题就变得很重要。这也就是说，人民政治意识的高低是与政治领导的方法相关的。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 第三，人民对政府、政党的领导表达不同或反对意见的途径是否制度化或这种制度成熟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政府、政党在多大的范围内允许人民参与政治。 代行主义 缺乏解决政治利害冲突的框架或机制。
第四， 代行主义 建立在领导集团的权力得以维持的基础上。维持权力是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这就产生了用何种装置、方法以及资源维持权力的问题。本文以上述观点为线索来探讨1923年蒋介石访苏问题。
二 资料和研究
关于蒋介石1923年访苏问题，有一些第一手材料或接近第一手材料的资料被利用。近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资料可以参考。在这些新资料当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斯坦福大学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手稿。笔者阅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抄录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1923年的部分，在此再次向杨天石教授表示感谢。
关于1923年蒋介石访苏问题，已有几位学者发表了优秀论文。笔者重点参考了以下4篇论文。
（1）宇野重昭著《蒋介石的联苏政策 从苏联考察旅行至中山舰事件》，见高木诚一郎、石井明编《中国的政治和国际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版。
（2）王聿均著《蒋中正先生访俄及其观感》，《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第2册，台北，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6年编印。
（3）杨天石著《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蒋永敬著《蒋中正先生赴俄考察记》，《近代中国》第136期，2000年4月。
笔者在参考以上4篇论文的基础上，将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问题的研究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西北计划； 反共 的几个问题；蒋介石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与 代行主义 的关系。
三 西北计划(1)
已经有多位学者提到过西北计划。这里将简单地描述该计划，并探讨就此计划与苏联的交涉过程对蒋介石本人的政治领导所产生的影响。
正如杨天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蒋介石于1923年9月13日至10月12日起草了事后提交给苏方的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的意见书。此意见书在1923年当时由8200字构成，其内容包括军事计划。杨天石：《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88~89、92页。现在，意见书的存在无法考证，但起草过程的草稿(虽说不很完整)是存在的，这也就是蒋介石所著的《中国革命新前途》一文。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承杨天石教授提供译文，谨表谢意。笔者将根据此文来描述西北计划的概况。
西北计划是以将革命根据地建在广东省的孙中山的请求开始的。据《中国革命新前途》所述， 中国人民不但饱尝中国国内军阀 暴政的痛苦，而且还备受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中国受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压迫这种认识在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当中是广泛存在的，这也与访问对象是苏联、共产国际有关。当时， 中国军阀和由他们组成的北京政府已经完全投降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 。因此，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受军阀支配的北京政府。可是， 从军事的观点看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东南地区奠定永久的基地 ， 所以我们希望在靠近俄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找一个适当的地区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和外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 。
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西北计划的目标。同时，在文章里蒋介石又将蒙古的乌兰巴托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地区指定为实现此计划的候选军事基地，并对两地进行了比较。具体地说，西北计划对国民党与军阀势力的力量对比、各区域的形势、作为军事目标的北京与军事基地之间的距离、基地的地理环境、所需要的行军时间、国际环境、交通以及国民党军和军阀的军队编制、武器、财政状况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了乌兰巴托比乌鲁木齐更适合作为军事基地的结论，并将此结论作为提案告知了苏方。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评价蒋介石访苏过程中的西北计划。我们通过对吴文律、蒋永敬和杨天石三位学者论文的讨论来探讨这个问题。三位学者的论文一致指出，西北计划在蒋介石的访苏一事当中是 （最）重要 的。吴文律：《战略上之分歧：民国12年蒋中正先生赴俄报聘之研讨》，收入《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那么，苏方又是如何评价西北计划的呢？
从记录本身来看，西北计划提交给苏方应是在1923年9月9日和10月3日这两天。《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2月5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17~1925）》（以下简称《共产国际》）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345~346页。9月9日蒋介石率领的代表团在会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总司令时提交了西北计划的方案。但苏方的反应比较谨慎。根据苏方的记录，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同志听完代表团的说明后，建议在研究战役的一切细节、目前的军队部署、未来作战地区的政治状况等等之后用书面的形式来阐明这项计划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287页。10月6日加拉罕在给鲍罗廷的信中称此计划为 孙的从北方进军的空想计划 ， 不可能立即实施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0月6日于北京），《共产国际》第1卷，第295页。由于苏联表现出慎重或者说否定的态度，因此没有将该计划提交给苏联、共产国际的正式会议讨论。
三 西北计划(2)
西北计划既体现了孙中山的构想，又是蒋介石访苏的一项重要课题。可是，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这一计划不可能成功，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所以笔者认为从结果来看西北计划在蒋介石访苏一事当中，并不具备太大的政治意义。那么，从与蒋介石的政治领导权的关系这一角度上看，西北计划又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呢？
1923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会见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时曾经这样讲过： 在俄罗斯共产党只面临一个敌人，也就是沙皇政府。但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地球上所有帝国主义者都在反对中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在那里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不言而喻，西北计划是此军事计划的延长线上的一部分。对此，斯克良斯基指出： 接触群众，同群众在一起，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口号 。因此， 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的条件很有利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冒险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11页。在这里，蒋介石、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国际在政策上的分歧是以单纯的形式出现的。但是，政治工作与军事行动的对比值得我们关注。很明显，苏联不希望划分出自己的领土在军事上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另一方面，国民党虽说在广州建立了政权，但不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群众基础薄弱，并不得不与北京政权进行军事对抗。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很渴望得到苏联军事上的帮助。
我们还是从蒋介石政治领导权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吧。前面已经说过， 代行主义 的政治领导是以领导层维持政治权力为前提的，军事力量是获取和维持政权的手段，对于军人的蒋介石来说，这一点更是十分重要。所以，通过西北军事计划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处于当时情况下的国民党的要求，也显示了蒋介石 代行主义 式政治领导的特征。
这种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根源于蒋的信念，或来自他的 自强 想法，即把自身在力量、道德上的强化看作政治力量的源泉。蒋介石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友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础，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 。上述想法是蒋介石思考与行动的基础。
我们不妨从将西北计划提交给苏方的9月9日和10月3日这两天的日记来看一看蒋介石的态度。9月9日，蒋介石先拜访了东方局长胡定康，下午又拜访了陆军次长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他与斯克良斯基就中国局势探讨了三个小时，对其评价是 和蔼可亲 ，又称加米涅夫是 热心助我 。蒋在日记中还写道： 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令人钦慕 。
另外，据苏方的文件显示，10月3日中国军事行动草案被转交给契切林、托洛茨基和斯克良斯基手中，《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2月5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46页。但没有说明是由谁转交的，也没有有关蒋就此文件与苏方领导人会晤的记录。而蒋在13日的日记中写道： 为函稿及意见书，与友人讨论，稍有龃龉 。他还留下了午后 会客 的记录，但没有具体说明 友人 和 客人 是谁。按照他写日记的习惯，如果确与上述三位苏联领导人会面的话，应该会记录其名的。由此可以推断，军事计划确已被提交给苏方领导人，但无法证明中苏双方是否围绕计划进行了讨论。
不过，蒋介石的日记中多处提到讨论送交意见书的原稿及相关文件。这些记载反映在他9月4、10、11、12、13日，10月6、12日以及11月11日的日记中。可以认为，意见书中包含有西北计划。蒋在访苏期间，与多位苏联领导人见面，与他们交换信函或向他们提交报告，在这些过程中西北军事计划被列为讨论的议题是十分可能的。但是，无法了解蒋介石对没能实现此计划的反应或态度。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1)
蒋介石在这之后利用各种场合评价和回顾了自己1923年的访苏一事。在归国后不久的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写信给廖仲恺，流露出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不满。《与廖仲恺书痛抉党政病根》（1924年3月14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4，第102 ～105页。这一资料已被许多学者引用。蒋在信中写道： 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合作始终，以互策成功者也。 蒋介石还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抱有戒心，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写道： 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这封信因写于国共合作之后不久，所以对在中国国内的中共党员的批评还比较含蓄。但他对中共的不满，明显流露在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批判上。他写道： 中国人只崇拜外国人，而抹杀本国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自知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蒋介石基于这种对苏联和中共的不满，在信中对廖仲恺提醒道： 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使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不满源于以下三点：苏联共产党的目的在于扶植中共，使其获取中国革命的正统地位，不打算与国民党长期合作；苏联想将蒙、满、回、藏据为己有；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举止与做派。
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以下征引均出自该书。一书中，蒋介石站在当时的反共立场就1923年的访苏经历曾这样回忆道： 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不满表现在共产国际所采取的强调阶级对立的政策上。
关于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蒋介石在书中写道： （访苏使自己）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他还因民族利益问题与苏联政府之间产生了对立。他写道： 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
关于对中共的不满，他这样写道： （共产党）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 ， （访苏成员）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分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 。
他还写道： 总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印象 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蒋介石这种对苏联批判和猜疑的背后所隐含的反共产国际、反苏、反中共的立场是以三位一体的形态存在的。
从该书的内容来看，蒋介石对苏联、中共的不满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可加上以下三点：一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决议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国情的不正确认识，这种不正确认识具体体现之一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二是苏联政治体制的专制性格；三是（访苏）代表团中与中共的对立。蒋介石的立场在1924年和1956年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从1923年的文献资料主要根据蒋介石的日记。以下征引蒋日记时，只在正文注明日期。以及历史背景来考察蒋介石的 反共 立场，探讨这种立场在其访问苏联一事中所包含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对苏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以及在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感觉一方面来自于1923年他访苏时在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接触过程产生对立时的亲身经历，另一方面源于他在经历了长期与苏联、共产国际以及中共的对立之后，在1956年时所具有的一种更为全面的感情。我们必须搞清楚这种不信任和猜疑的背后所隐含的具体的对立点。
山田辰雄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近年来，关于蒋介石的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完成民主化以后的台湾，关于蒋介石与国民党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自由化的阶段。与此同时，对蒋介石与国民党的评价也被相对化了。在中国大陆，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重新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作用的趋向。
与海峡两岸在政治、社会以及学术界出现上述变化的同时，日本也出现了关于如何评价蒋介石在民国史当中所处地位的争论。近年来，笔者一直主张应重视20世纪中国政治的连续性，从连续性这个框架来理解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
代行主义 是中国政治领导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被定义为精英集团代替人民制定改革目标，培养人民的政治意识并为实现目标而动员人民。但是， 代行主义 又是一种缺乏人民自发参与的政治体制和领导模式。
以此观点来研究蒋介石的政治指导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家如何先行于人民制定政治目标。推动政治过程的是政党，有时要依靠政治家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是否只是单纯的被领导对象，只能发挥消极因素，还是有可能发挥更大积极性呢？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换句话说，实现政治目标必须要有人民的参与，因此领导层和人民的关系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第二，如何培养人民的政治意识。一般来讲，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是政党的作用之一。在这里，政党领导人如何把握人民的政治意识的问题就变得很重要。这也就是说，人民政治意识的高低是与政治领导的方法相关的。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 第三，人民对政府、政党的领导表达不同或反对意见的途径是否制度化或这种制度成熟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政府、政党在多大的范围内允许人民参与政治。 代行主义 缺乏解决政治利害冲突的框架或机制。
第四， 代行主义 建立在领导集团的权力得以维持的基础上。维持权力是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这就产生了用何种装置、方法以及资源维持权力的问题。本文以上述观点为线索来探讨1923年蒋介石访苏问题。
二 资料和研究
关于蒋介石1923年访苏问题，有一些第一手材料或接近第一手材料的资料被利用。近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资料可以参考。在这些新资料当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斯坦福大学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手稿。笔者阅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抄录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1923年的部分，在此再次向杨天石教授表示感谢。
关于1923年蒋介石访苏问题，已有几位学者发表了优秀论文。笔者重点参考了以下4篇论文。
（1）宇野重昭著《蒋介石的联苏政策 从苏联考察旅行至中山舰事件》，见高木诚一郎、石井明编《中国的政治和国际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版。
（2）王聿均著《蒋中正先生访俄及其观感》，《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第2册，台北，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6年编印。
（3）杨天石著《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蒋永敬著《蒋中正先生赴俄考察记》，《近代中国》第136期，2000年4月。
笔者在参考以上4篇论文的基础上，将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问题的研究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西北计划； 反共 的几个问题；蒋介石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与 代行主义 的关系。
三 西北计划(1)
已经有多位学者提到过西北计划。这里将简单地描述该计划，并探讨就此计划与苏联的交涉过程对蒋介石本人的政治领导所产生的影响。
正如杨天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蒋介石于1923年9月13日至10月12日起草了事后提交给苏方的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的意见书。此意见书在1923年当时由8200字构成，其内容包括军事计划。杨天石：《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88~89、92页。现在，意见书的存在无法考证，但起草过程的草稿(虽说不很完整)是存在的，这也就是蒋介石所著的《中国革命新前途》一文。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承杨天石教授提供译文，谨表谢意。笔者将根据此文来描述西北计划的概况。
西北计划是以将革命根据地建在广东省的孙中山的请求开始的。据《中国革命新前途》所述， 中国人民不但饱尝中国国内军阀 暴政的痛苦，而且还备受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中国受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压迫这种认识在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当中是广泛存在的，这也与访问对象是苏联、共产国际有关。当时， 中国军阀和由他们组成的北京政府已经完全投降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 。因此，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受军阀支配的北京政府。可是， 从军事的观点看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东南地区奠定永久的基地 ， 所以我们希望在靠近俄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找一个适当的地区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和外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 。
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西北计划的目标。同时，在文章里蒋介石又将蒙古的乌兰巴托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地区指定为实现此计划的候选军事基地，并对两地进行了比较。具体地说，西北计划对国民党与军阀势力的力量对比、各区域的形势、作为军事目标的北京与军事基地之间的距离、基地的地理环境、所需要的行军时间、国际环境、交通以及国民党军和军阀的军队编制、武器、财政状况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了乌兰巴托比乌鲁木齐更适合作为军事基地的结论，并将此结论作为提案告知了苏方。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评价蒋介石访苏过程中的西北计划。我们通过对吴文律、蒋永敬和杨天石三位学者论文的讨论来探讨这个问题。三位学者的论文一致指出，西北计划在蒋介石的访苏一事当中是 （最）重要 的。吴文律：《战略上之分歧：民国12年蒋中正先生赴俄报聘之研讨》，收入《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那么，苏方又是如何评价西北计划的呢？
从记录本身来看，西北计划提交给苏方应是在1923年9月9日和10月3日这两天。《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2月5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17~1925）》（以下简称《共产国际》）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345~346页。9月9日蒋介石率领的代表团在会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总司令时提交了西北计划的方案。但苏方的反应比较谨慎。根据苏方的记录，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同志听完代表团的说明后，建议在研究战役的一切细节、目前的军队部署、未来作战地区的政治状况等等之后用书面的形式来阐明这项计划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287页。10月6日加拉罕在给鲍罗廷的信中称此计划为 孙的从北方进军的空想计划 ， 不可能立即实施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0月6日于北京），《共产国际》第1卷，第295页。由于苏联表现出慎重或者说否定的态度，因此没有将该计划提交给苏联、共产国际的正式会议讨论。
三 西北计划(2)
西北计划既体现了孙中山的构想，又是蒋介石访苏的一项重要课题。可是，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这一计划不可能成功，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所以笔者认为从结果来看西北计划在蒋介石访苏一事当中，并不具备太大的政治意义。那么，从与蒋介石的政治领导权的关系这一角度上看，西北计划又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呢？
1923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会见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时曾经这样讲过： 在俄罗斯共产党只面临一个敌人，也就是沙皇政府。但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地球上所有帝国主义者都在反对中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在那里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不言而喻，西北计划是此军事计划的延长线上的一部分。对此，斯克良斯基指出： 接触群众，同群众在一起，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口号 。因此， 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的条件很有利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冒险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11页。在这里，蒋介石、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国际在政策上的分歧是以单纯的形式出现的。但是，政治工作与军事行动的对比值得我们关注。很明显，苏联不希望划分出自己的领土在军事上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另一方面，国民党虽说在广州建立了政权，但不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群众基础薄弱，并不得不与北京政权进行军事对抗。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很渴望得到苏联军事上的帮助。
我们还是从蒋介石政治领导权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吧。前面已经说过， 代行主义 的政治领导是以领导层维持政治权力为前提的，军事力量是获取和维持政权的手段，对于军人的蒋介石来说，这一点更是十分重要。所以，通过西北军事计划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处于当时情况下的国民党的要求，也显示了蒋介石 代行主义 式政治领导的特征。
这种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根源于蒋的信念，或来自他的 自强 想法，即把自身在力量、道德上的强化看作政治力量的源泉。蒋介石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友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础，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 。上述想法是蒋介石思考与行动的基础。
我们不妨从将西北计划提交给苏方的9月9日和10月3日这两天的日记来看一看蒋介石的态度。9月9日，蒋介石先拜访了东方局长胡定康，下午又拜访了陆军次长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他与斯克良斯基就中国局势探讨了三个小时，对其评价是 和蔼可亲 ，又称加米涅夫是 热心助我 。蒋在日记中还写道： 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令人钦慕 。
另外，据苏方的文件显示，10月3日中国军事行动草案被转交给契切林、托洛茨基和斯克良斯基手中，《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2月5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46页。但没有说明是由谁转交的，也没有有关蒋就此文件与苏方领导人会晤的记录。而蒋在13日的日记中写道： 为函稿及意见书，与友人讨论，稍有龃龉 。他还留下了午后 会客 的记录，但没有具体说明 友人 和 客人 是谁。按照他写日记的习惯，如果确与上述三位苏联领导人会面的话，应该会记录其名的。由此可以推断，军事计划确已被提交给苏方领导人，但无法证明中苏双方是否围绕计划进行了讨论。
不过，蒋介石的日记中多处提到讨论送交意见书的原稿及相关文件。这些记载反映在他9月4、10、11、12、13日，10月6、12日以及11月11日的日记中。可以认为，意见书中包含有西北计划。蒋在访苏期间，与多位苏联领导人见面，与他们交换信函或向他们提交报告，在这些过程中西北军事计划被列为讨论的议题是十分可能的。但是，无法了解蒋介石对没能实现此计划的反应或态度。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1)
蒋介石在这之后利用各种场合评价和回顾了自己1923年的访苏一事。在归国后不久的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写信给廖仲恺，流露出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不满。《与廖仲恺书痛抉党政病根》（1924年3月14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4，第102 ～105页。这一资料已被许多学者引用。蒋在信中写道： 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合作始终，以互策成功者也。 蒋介石还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抱有戒心，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写道： 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这封信因写于国共合作之后不久，所以对在中国国内的中共党员的批评还比较含蓄。但他对中共的不满，明显流露在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批判上。他写道： 中国人只崇拜外国人，而抹杀本国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自知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蒋介石基于这种对苏联和中共的不满，在信中对廖仲恺提醒道： 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使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不满源于以下三点：苏联共产党的目的在于扶植中共，使其获取中国革命的正统地位，不打算与国民党长期合作；苏联想将蒙、满、回、藏据为己有；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举止与做派。
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以下征引均出自该书。一书中，蒋介石站在当时的反共立场就1923年的访苏经历曾这样回忆道： 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不满表现在共产国际所采取的强调阶级对立的政策上。
关于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蒋介石在书中写道： （访苏使自己）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他还因民族利益问题与苏联政府之间产生了对立。他写道： 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
关于对中共的不满，他这样写道： （共产党）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 ， （访苏成员）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分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 。
他还写道： 总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印象 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蒋介石这种对苏联批判和猜疑的背后所隐含的反共产国际、反苏、反中共的立场是以三位一体的形态存在的。
从该书的内容来看，蒋介石对苏联、中共的不满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可加上以下三点：一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决议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国情的不正确认识，这种不正确认识具体体现之一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二是苏联政治体制的专制性格；三是（访苏）代表团中与中共的对立。蒋介石的立场在1924年和1956年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从1923年的文献资料主要根据蒋介石的日记。以下征引蒋日记时，只在正文注明日期。以及历史背景来考察蒋介石的 反共 立场，探讨这种立场在其访问苏联一事中所包含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对苏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以及在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感觉一方面来自于1923年他访苏时在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接触过程产生对立时的亲身经历，另一方面源于他在经历了长期与苏联、共产国际以及中共的对立之后，在1956年时所具有的一种更为全面的感情。我们必须搞清楚这种不信任和猜疑的背后所隐含的具体的对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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