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
1995年11月到12月间，我利用养病的时候把1980年初写成、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西运动》读了一遍。自这本书完成以底，这还是第一次从头到尾重读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书约70万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字体较大（4 号字）的版本，不久红旗出版社还出了这部书的简本。这三个本子都经过多次重印。据我掌握的情况，它们的印数累计共300余万册。
在屡次重印的过程中，曾经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其中有的还是比较重要的修改。例如，在最初的印本中提到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线时本应该写“外兴安岭”，错成了“大兴安岭”。这个错误在后来的印本中已经改正了。根据出版社的规定，改正个别字眼，虽然重印也不叫新的一版。所以至今出的书还是初版本，只是有第几次印本的不同。这次通读中，不免做了较多的修改。因此，我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的第二版，并且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在未做相应的修改以前不再出版这书的大字本和简本。
这次虽然作了比较多的修改，但毕竟不是大改。这是因为：第一，这本书的基本论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第二，如果现在来写这本书，当然全书的面貌包括材料的取舍和论述的详略会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不能把1981年以前写的书改成1995年写的书。
对于这次所作的改动，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在第二章第一节第四段中提到“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明朝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我看到过一个刊物上有一篇关心华侨的历史的作者写的文章。他说，林凤对于中国和菲律宾人民的友好关系是有贡献的，把他说成海盗是错误的。我在这里本来只是要说明明朝政府为消灭本国的海盗，引进了外国的侵略势力。很惭愧我对林凤的事迹并无了解。最近我读到1994年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其中有林凤的小传。这才使我对这个明朝的海上英雄人物有了较多的知识。
据《潮汕百科全书》说，林凤生于饶平县（属广东潮州），19岁参加“海上绿林”泰老翁的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辖舰300余艘，人员4万以上。隆庆元年（1567）率部攻占广东惠来县的神泉港。万历元年到二年（1573—1574）他的军队曾进入广东、福建、台湾沿海的一些地方。由于明朝以重兵围剿，他于万历二年十一月率领战舰62艘，战士2000名（多数是农民和工匠）、水手2000名、妇女儿童1500名，共5500人，还带了大批生产工具和种子等，向吕宋岛进发，以应菲律宾人为驱逐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邀约。他的部队曾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了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指挥。第二次进攻失利，撤兵北上到了邦阿西楠省（Pangasinan）
的林加延湾（Lingayen G.），在那里建立了都城（包括住所、城寨、宝塔），自称国王，向当地居民传授中国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艺。当地居民欢迎林凤，为他提供粮食、木材和其他必需品。万历三年（1575）三月，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加强兵力围攻林凤。明朝乘机派人到菲律宾与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密谈，联合围攻林凤。林凤苦战4个月，因粮械不继，于八月四日一夜间，率40余艘战舰突围，直抵台湾，并重返潮州附近海域，战舰又增至150余艘，势力复振。后来因队伍内部意见分歧，林凤离开潮州，不知所终。
根据这个记述，我把书中原来说的那句话改为“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和明朝合作围攻被明朝官方视为海盗、帮助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林凤的部队”。
第二，书中第八章第一节原来的标题是《所谓“中外同心灭贼”》，现在改成了《强盗成了朋友》。“中外同心灭贼”这句话出自咸丰十一年（1861）
五月总理衙门的一个奏报。其中说，自英法联军以后，由于“我们”的笼络，英国、法国正在和“我”亲近，向“我”靠拢。
所以应当“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有个朋友向我提出这里所说的“中外”是指朝廷和地方，即中央和外省，不是讲中国和外国。
我考虑了这个意见，认为他的解释是对的。在咸丰末年，清朝当局确实在考虑利用外国的助力来歼灭太平天国，但是上述奏报中所说的“中外”却不能解释为中国和外国。那是说，趁英法同“我”亲近的时候，朝廷和在长江下游统率大军的曾国藩等人应当更加协同去消灭太平天国。在上述奏报后3个月，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1862年2月11日）清廷有一道上谕说，英法两国这次在上海帮助剿贼，“尤其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并且要地方官员随时迅速报告英法助剿的情节，“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这里所说的“中外”那就毫无疑问的是指中国和外国。因为这道上谕是引用在第八章的第二节里，所以，第八章第一节的题目就作了改变，并在这一节中不再引用上述咸丰十一年的总理衙门奏报中的“中外同心”那句话。
第三，在书中第十二章第四节的末尾处引用郭崧秦和曾纪泽的两段话并加以评论。评论中使用了“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秩序是多么心悦诚服”和“合于帝国主义的需要的第一批买办外交家”这样的语言，现在作了些修改。
因为在这里并不是对郭、曾二人作全面的评价。这里想说的是：对世界有所了解当然胜过瞢然无知，但有所了解后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对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是个受灾难的半殖民地国家）是否只能顶礼膜拜，心悦诚服？当时的中国人要如实地认识周围的世界和中国在这世界中的地位，的确并不是很容易的。不只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且敢于打破旧局面开创新局面，这是更难得多的事情。中国人包括其中的先进分子，是用几代人的努力才做到这一点的。为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也的确是经过了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灌输在中国人民中的认识相斗争的过程。这段话经修改后表达得准确一些。
这次所作的修改多数是由于历年来读者和朋友的提示，或者因受到报纸刊物上有关文章的启发。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对于中国近代史中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新的成就。可惜我不能遍读有关的材料。如果我读得更多，这次所作的修改可能会更多一些。
这次通读和修改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考虑过几个问题，不妨在这里说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这本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前半期，即1840年到1919年之间的政治史。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因为不同的阶级对于外国侵略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指明这些，就只能停止于描述历史现象，不能说清任何问题。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即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在这本书中对于几次革命的论述曾遇到两种评论，一种是认为过于贬低，一种是认为估价过高。对于这几次革命，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相对说来，对辛亥革命争议较少，但仍有相当大的分歧。我以为站在更高的历史台阶上，指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和它之所以不能取得较多成就的原因，这并不是加以贬低，并不是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至于根本否定辛亥革命的看法由来已久，学术界中最早当推康有为和梁启超。
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反对革命。在这以后更是利用社会国家的混乱状况来谴责革命，宣告与革命告别。我的观点是，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
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这本书中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步骤和方法而言的。就这本书叙述的范围而言，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在这个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革命的看法，当然应当从实际出发，发生很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