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文明（代序言）
　
　　贺立华　汤顺文

　　书，是人类文明历史的阶梯；书，滋养和凝聚了华夏民族；书，贯穿起中国悠远的历史；书，是广袤的黄土地上长存不息的文明的火种；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和灵魂史。尽管野蛮的战火不断焚烧着书，尽管无知和愚昧不断摧残着书，劫后余生，中华民族仍然保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书籍。大浪淘沙，披沙沥金，在中华文明史的链条上，有33颗璀璨的明珠，那就是本书所介绍的33部典籍。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影响着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文明；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的大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儒学的创始人是孔子。《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行思想的书。它广泛地涉及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艺、史学、教育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儒学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巨大。由《论语》可以看出，孔子极为重视人、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后人又称孔子儒学为“人学”；因孔子儒学极为重视“礼”，所以又被称为“礼学”；因孔子儒学极为重视心性修养，所以又被称为“心学”；因孔子儒学极为重视政治，所以又被称为“治国平天下之学”。可以归纳为“内圣”“外王”两个方面：“内圣”即个人修养，人人都可通过个人修养而成为道德上的圣人贤者：“外王”即经世，人人都可通过经世奋斗，实现个人和国家的理想。前者是修身齐家，内化为修己之道；后者是治国平天下，外化为治人之政。所以历史上总是把孔子儒学归之为修齐治平之学，内圣外王之道。由是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和良心。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本是学问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从西汉起，政权力量与孔子儒学“联姻”，“儒术”被抬到了“独尊”的地位。从此孔子儒学成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精神支柱；从此，也形成了漫长庞大的儒学流派。

　　《尚书》是儒学的经典，汉代人大都认为它是经孔子之手编选而成的。

　　从时间顺序上讲，它是记录中国史实最早的书。它记录了虞、夏、商、周各代君臣的谋略、君主的命令、文告、训诫等等。它是上古祖先踏出的最早的文明足音。《尚书》被称为《书经》，是历代帝王的教科书，也是贵族子弟和士大夫必须遵循的“大经大法”。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奏章等，都受到《尚书》的很大影响。《尚书》成了历代散文创作的鼻祖。

　　《左传》是对《尚书》继承发展最出色的一部儒家经典之作。它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记录了春秋时期的风雨沧桑，更可贵的是《左传》表现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将民看作“神之主”，得出了“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左传》不仅在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在史学、文学诸方面都对后世影响巨大。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汉代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文亦史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左传》相连接，而且体裁、写作上也以《左传》为法。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同样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并非独尊孔子。

　　他同时也接受了先秦诸子的影响，特别是道家的影响。司马迁忍辱负重数十年，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写作。《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巨著。它对中国民族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史记》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史记》改变了分国割据的历史观念，建立起了中国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它称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称天子在位年为全国共同纪年。这样，以天子为中心，从精神上统一了全中国。司马迁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他敢于直笔写史。他将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中，足见其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史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社会良知、为人为文影响深远，从唐代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起，历代为文无不以《史记》为法。《史记》是科学的历史著作和优美的文学著作的巧妙结合。所以，鲁迅先生高度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如果说《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最高成就，那么晚于《史记》一千多年的《资治通鉴》则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与《史记》作者司马迁目光的关注点不同。深谙儒学的司马光把目光集中在“人君”身上。他认为，一国之兴衰，全系一国之君。编此书的目的就是供君王阅读，供君王“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利更好地治理国家。司马光完备地总结了在人治的社会里为君治国之道。难怪宋神宗要为此书赐名并作序。它成了历代帝王的必读之书。时至今日仍有参考价值。

　　毛泽东主席就曾建议共产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要读《资治通鉴》。这部书陪伴了毛泽东主席一生，他先后读了17遍，许多破损的书页，他都用透明胶贴住。

　　封建社会的历史车轮滚动了几千年，到明清之际，才出现了向封建社会制度本身挑战的书，那就是启蒙思想名著《明夷待访录》。作者黄宗羲取古文化名著《周易》中的一个卦名“明夷”为书名，有自况殷末箕子向周武王陈《洪范》的意思。《明夷待访录》尖锐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指出“君”是“天下之大害者”，反对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主张“以天下为主，君为客”。黄宗羲用托古改制的手法，激烈地反对封建传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明夷待访录》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在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遭到了清王朝和卫道者的敌视和攻击。

　　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衰微，使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投向域外，探求新的富国强兵之道。近代思想家魏源的《海国图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并且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治国之道，使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大开了眼界。近代大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受到儒家“大同”思想的启迪，又赋予了新的意义。

　　《大同书》中的“大同”社会是个“至平、至公、至仁”的美好社会，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从内容实质上看，《大同书》是以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去否定封建专制、封建宗法和封建等级制度，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性质，开启了近代国人的心智。

　　经几代知识分子的艰难探索，经几代思想家的理论铺垫，至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筑起了一个更高的文明台阶。自幼向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孙中山不仅有理论著述，而且有革命的实践。经多次武装起义，经多次失败挫折，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国方略》正是对近代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它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指出了中国继续发展的道路和发展战略。这是一部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巨著。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继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的巨著《新民主主义论》亮煌煌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它从根本上推进了历史的进程，推进了中国文明的进程。而且在发表十年之后，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思想显然也受到了儒学“天下为公”大同思想的影响，这种原始积极的思想在毛泽东思想那里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变成了科学，变成了革命的社会实践。自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始，2000多年来“政儒合一”的独特的文化政治结构才算真正解体；儒学，作为一种国家学说、政治文化学说，才算真正恢复了它的学术面目。

　　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它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学说中的一家，并与墨、道、法、兵等诸家不断“争鸣”。中国文化可谓源头多、流派多、思想多。它们相互争鸣又相互补充，常常交叉合流，可以说是百川汇海，共同融汇、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诸如：《老子》、《庄子》之道，高深莫测，虚无飘渺；《周易》之术，阴阳二爻知天算命；《墨子》发出人道和平科学技术的先声；《孙子》论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管子》真经实论成就霸主伟业；《黄帝内经》阴阳五行揭示生命之谜；《坛经》破戒规直心见性创立新禅宗。

　　中国文学是中国大文化中自由的精灵。诗歌当然是最自由也是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其他文学门类一步一步逐渐从文史哲“合一”的形态中剥离出来，同诗歌一起，组成了庞大的中国文学的家族。文学虽然表现出自由的品格，但它始终没有摆脱“载道”的特性，几乎无不受到或儒或道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它在形象地表述着社会和历史，展示着华夏子孙的心路历程；它在顽强地传递着人生要义，表现着人缓慢的觉醒。

　　我们的祖先最早自由放歌的总集是《诗经》。《诗经》之后，南方楚地又兴起一种新诗体楚辞。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为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风”和“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唐诗、宋词及历代诗歌形式，无不受到“风”“骚”的影响。《离骚》和《山海经》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许多充满神奇想象的文学作品，尤其《山海经》成了中国千奇百怪神话传说的渊薮。

　　在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中，诗词和散文（即前文所述百家之文）被视为文学正宗，而诞生在民间的小说、戏曲被视为邪宗，不被重视。虽为邪宗，但它同样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在平民百姓中间传唱不衰，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景象。到了元、明、清时代，小说、戏曲才得以大发展。

　　元明之际的杰出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目睹了元末农民的起义，扩大了视野，于是在三国、水浒故事广泛流传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写成了划时代的巨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有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祖。它成功地塑造了曹操、诸葛亮、关羽等诸多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全书回荡着一股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之气。书中所张扬的忠孝节义思想在民间影响深远，“义气”往往成为人们团结战斗的力量。《水浒传》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描写官逼民反、轰轰烈烈农民大起义的长篇巨制。《水浒传》的结局是义旗倒英雄泪血染水泊，悲壮地传递出深刻的历史教训。然而水浒英雄活在人们的心中，水浒故事世代相传，“替天行道”的义举，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民俗文化与平民心态。继《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出现的又一部群众集体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是《西游记》。吴承恩创作之前，西游故事已在民间流传酝酿了七百多年。《西游记》为中国古代文学开辟了一方神奇幻想的新天地。栩栩如生的各色神魔形象，动物的特性、社会化的人性、超自然的神性浑然为一体，给中国文学人物谱系里增添了新的形象。《西游记》为中国人洞开了一个诱人奇思遐想、美丽绚烂而又妙趣横生的艺术世界，为中国凝重的文化注入了乐观幽默的战斗精神。《西游记》之后，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这位隐姓埋名的山东文人写尽了风情万种，写出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最大的书。不管怎么说，《金瓶梅》为后来《红楼梦》的诞生铺垫了一块小小的台阶。“三言二拍”的出现使形形色色市井众生跃然纸上，首次展示出中国短篇小说的大观景象。“三言二拍”和《金瓶梅》等共同组成了我国第一次市民文学的浪潮。

　　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至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把中国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树立了一块辉煌的纪念碑。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他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上上下下林林总总全部浓缩进大观园内，构成中国文化之大观。他描写的刻骨铭心的宝黛生死之恋，更是可歌可泣，千古流芳。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影响之大遍及海内外，曹雪芹堪称世界级的大作家。《红楼梦》研究已成为专门性的研究学科，“红学”已成为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