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蝴蝶梦里家国(1)

宋徽宗办画院，招画师采用唐人诗句命题考试。其中有一题“蝴蝶梦中家万里”，夺魁者王道亨画苏武牧羊假寐，以见万里意。此句出自唐崔涂《春夕》诗：“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诗借梦蝶意象写游子孤眠异乡的空虚、失望：思乡入梦——梦醒益思——子规声里愁益愁。“蝴蝶梦”与“家万里”虚实相应，“蝴蝶梦”与“子规啼”乐悲同构，“子规啼”与“三更月”声色相照，清冷、凄凉、愁惨的气氛令人触目伤怀。王道亨的发挥扩充了原诗的意境，这种意境又正好影射了宋朝的国运，包括徽宗本人的命运。自秦汉以来，中原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国家的冲突一直不断，汉唐时期中原王朝通过武功与和议十分困难地维持着对峙局面。宋初开国之君建立起一套不同于汉唐的体制，改变了开拓向外、宣武播文的方针，代之为以强内虚外、沉潜向内为特点的文治靖国策略。这是唐末五代战乱之后的必然选择，事实证明是十分明智务实的。但强内虚外、沉潜向内是痛苦的、得有耐心的，只有太祖懂得其中的道理，太宗、真宗、仁宗，包括徽宗，都曾憋不住气想对外发泄一番，在“强内”不足的情况下贸然行动，结果都不得不缩回了头。真宗在取得澶渊之战胜利的时候，果断地以巨大的利益让渡与辽国签订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是对时势的深刻洞见。继真宗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宋朝与辽国之间和平相处了119年。后来辽国后院崛起女真部落，叛离其宗主辽国而独立，一年之后建立了号称“金”的国家。徽宗和蔡京、童贯、王黼等认为有机可乘，一相情愿地想要火中取栗，企图与其相互联合，腹背夹击，搞垮辽国。结果是灭了辽国，金国挥兵南下，直取开封，于是有了“靖康之耻”。国破家亡，徽宗本人北掳，也出现了许许多多洪皓一样的“宋之苏武”，“蝴蝶梦中家万里”由此成为一种时代的苦痛。

撇开“家万里”，“蝴蝶梦”本身也是宋朝的一个隐喻。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更具有梦幻特征。在“文治靖国”的方针支配之下，专制政权的独裁和残忍有所消解，士人大谈建国治国方略，产生了王安石这等具有伟大思想、伟大理想的改革家。当时各种思想得以兼容并蓄而集大成，形成了难以胜数的学说，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或更多的价值取舍。其时科举制度又十分完善，平民有了更多进入上层社会的机遇。经济形态益多元化，尤其是商业、手工业的地位空前提高，国民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生业的机会。随之而来的是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商人活动的舞台不断扩大，明显形成了商人阶层，农村和城市出现了许多种养、加工专业户，财富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包括皇室在内的婚姻限制益弛禁。前朝各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得以全面综合并向精深化方向发展。造纸、印刷、纺织、制陶、医疗以及远洋、天文、物理等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诗词、戏曲、绘画、书法全面趋于精熟，达于极致。除《资治通鉴》、《通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学巨著之外，还出现了体例详备、征引赅洽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等地方志著作。另外，还开创性地编纂了规模宏大的《开宝大藏经》、《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神医普救方》、《崇文总目》等丛书、类书和目录学著作。在宋朝体系宏大而且结构复杂的皇权制度和种种鸿篇巨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蝴蝶梦”。

崔涂的“蝴蝶梦”意象自也与庄周梦蝶有关。庄周梦蝶还有它本来的一种哲学意义：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人不可能确切区分真实和虚幻，但人与物齐，若能打破生死、物我的界限，则可无往而不快乐。清人张潮于《幽梦影》中言：“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宋朝的君臣百姓在相对自由的自我经营和十分浓郁的文化建构气氛中，确实有点儿忘了自己是“庄周”而甘做“蝴蝶”。自太祖立不杀文臣的规矩后，尽管后来实际上也有过一些文字狱，但从政为官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辈在朝堂上说话办事都比较意气用事，敢于大胆向皇上进谏自己的意见，还常常据理力争。许多人因此一生仕宦浮沉。起而落，贬而起，如同家常。王安石行改革，将个人的安危和利益置之度外，一心要施展自己的抱负。苏轼一生在患难中度过，但其似乎从来不接受教训，有机会还是照常发表自己的意见。宋徽宗天赋很高，并不如一般意义上认为的那样是个昏君，只是在朝堂上制造了他美妙的画境，用艺术手段做皇帝的事。南宋的大部分皇帝则在过着一种虚无缥缈的生活。宋朝的普通百姓似乎并不比前朝富裕多少，但他们都善于从自己平常的职业中发现创造的乐趣，制造出诸如南宋官窑、画金刺绣这等美丽的作品来。当时的许多文人入不了朝堂，便去做行吟诗人，其中写到万首诗词之多的不在少数。宋朝人将儒、释、道融为一体，不知自己是为儒、是为释、是为道，也不知自己之为“庄周”了。庄周梦蝶原本也极易滑向虚无主义、怀疑主义，但宋朝人好像并未如此，这是难能可贵的。“庄周”梦为“蝴蝶”，是宋朝人的幸事，也是宋朝的幸事。宋朝人在他们的超迈之间，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财富，拓展了自身的生活意境，更多地求得了人性化生活。当然，“蝴蝶”不再梦为“庄周”，也是宋朝的问题。

序言蝴蝶梦里家国(2)

以蝴蝶比宋朝，在我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以大历史来观，中国古代社会至于宋朝达于顶峰或极限，其整个国家体系、经济模式、文化思想全面走向圆熟，进入到如同蝴蝶羽化一样的蜕变期。我曾深入研究过中国书法，总的感觉是：中国书法在魏晋时进入由旧书体向新书体转变的时期，艺术创造的可能性被极大拓展，因而也把中国书法推向艺术高峰。书法自唐代而及宋走向精熟，基本在技巧方面打圈子，创造性的一面被消解。宋朝而后连在技巧上打圈子的余地也没有了，所以基本可以评估为末流。中国古代社会自宋朝以后也是如此，蜕变为“蝴蝶”后要进入死亡期，须重建新结构，但中国封建社会死亡期太长久。由于固有的农业社会根基太深，尽管有王安石等改革家的努力，其仍没有较早地向工业社会转进。元明清几代所能作的努力也就十分有限了。宋朝人所追求的那种理想社会仍是“蝴蝶梦中家万里”。

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头条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见在佛”即佛门所谓当今如来，赞宁把皇帝当做法力无边的活佛，有其得意处。此一新说与旧制大有异趣。

佛教初入中国，有许多戒律与中国传统习俗不相合，比如不娶妻生子、不蓄头发之类，这些都还好解决，后来中国僧人出家也做得到。但有一条却冒犯龙威。佛规中有不拜君父这一条，反倒要君父拜和尚。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年）译成的佛典《梵网经》卷下载：“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鬼神不礼，但解法师语。”很显然，要循这个规，于佛教的传布是极为不利的，它不讨好皇帝。所以佛教入中土后，其门内人便就此展开了争论。一些有气节、认佛理的高僧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大多数僧人也都认这个理。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载，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十五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但不到两个月，于六月八又另颁《停沙门拜君诏》。可见佛教势力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一些趋炎附势的僧徒如北魏的法果，致拜太祖拓跋珪，也要来个自我解释，称太祖是“当今如来”，“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

但是宋代僧人拜君却很常见，还正式载及著作。《古尊宿语录》卷一九《后住潭州云盖山海会寺语录》载释方会之法语：“师于兴化寺开堂……遂升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祝延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为知府龙图，驾部诸官，伏愿常居禄位。’复拈香云：‘……奉酬石霜山慈明禅师法乳之恩。’”这著名的“三瓣香”，不光拜君，还要奉承地方官，最后才轮到自家的佛门师傅。方会（992—1049）是禅宗在北宋新形成的两大支派中最重要的一支临济宗杨岐方会派的创始人，他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佛教的这一世俗化后果，首先是引来朝廷对佛教的提倡与资助。宋太祖曾赐钱3万，让僧人150人游西域。从太祖至真宗，先后数次组织编译增补《开宝大藏经》等佛教经典。真宗还先后写了《释氏论》、《感应论》，以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八月丙子》）。唐武宗“会昌灭佛”（845年）前全国有僧尼260500人（《旧唐书·武宗纪》），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则达458854人之多。佛教完全融入了皇帝的政治学说体系，就像宋太宗说的那祥：“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朕于此道，微究宗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月》）

佛教世俗化的第二个后果，是它自身学说体系的消解。经六祖惠能改革佛教而成的禅宗，原本“教外别传”，直指心源，不立文字。这种不立文字的办法非常方便普及，也有利于佛教向体悟开慧的独特方向发展。到宋代则出现了大量的禅宗灯录，使禅宗由不立文字变成不离文字。一些官僚、知识分子，如王安石、欧阳修、程颐、杨亿、张方平、陈尧佐、富弼等侵入佛教学说。方外人与禅僧的交往益频繁。苏轼曾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东坡志林》卷二《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黄庭坚因与禅宗黄龙一支过往甚密，竟被列为传人，载入灯录。这种文字化的倾向使禅宗乃至整个佛教渐渐同化于道学，自身的独特个性丧失。这可能是佛教自宋后逐渐消亡的重要原因。当时的赞宁、智圆、契蒿等人，不仅为禅立字据，还广泛习儒术、读儒书，以儒学来进行佛理论述。契蒿的《镡津文集》卷八《西山移文》有这样的文字：“与其道在于山林，曷若道在于天下？与其乐与猿猱麋鹿，曷若乐与君臣父子？”行文有北宋文风，内容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镡津文集》卷三《戒孝章第七》谓：“五戒，始一曰不杀，次二曰不盗，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饮酒。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以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以“五戒”附会“五常”，早在南北朝时就有人说过，如颜之推在《归心篇》中就有论述。这种附会由佛门外之颜之推来做尚可说得过去，因为他明显倾向于强调儒学的优越。契嵩不但不避这个嫌，还最终归结到“孝”上，可见佛、儒在他思想中的逻辑顺序了。他在上书卷九《万言书上仁宗皇帝》中又公开宣称：“而如此数说者，皆造其端于儒，而广推效于佛。”卷一九引惠洪《礼嵩禅师塔铭》又谓：“吾道比孔子，譬如掌和拳，展握故有异，要之手则然。”这些话都把儒学说成根本，把佛学看做外表。确实如此，此时的佛教已完全同化于儒学之中。

所以本文的命题“见在佛不拜过去佛”的题旨，其实是“见在儒不拜过去佛”，或径直就是“外国佛礼拜中国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