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好奇心是最大的动力(1)




　　阿诺德·汤因比说：“促使我研究历史的动力是贯穿我一生的好奇心。”这样的话，比起太史公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论似乎不够高大。当然，汤爷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好奇心足够支持他的行动；而担任历史书写者的司马哥，责任自然远远大于好奇心。

　　如你所知，汤因比是死于上个世纪后期的近人，辈分当然比司马太史低下许多，之所以称彼为爷呼此为哥，并非意在搅乱，而只是因为此为本土而彼乃远夷，远近亲疏，自然须要分得清楚。

　　其实，好奇心更是我所喜欢的，因为假如没有好奇心的驱动，不论研究还是书写，那历史的文本，都不会好看。而好看，则是我一向对阅读的一个期望。

　　尽管司马太史罗列了许多理由，分辨自己的写作动机，譬如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云云，说得相当的够深刻有意义，却依然要遭到别人欲以何明的咄咄质询，因为当年孔子之时，原是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才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的。

　　这样看来，在可怜的司马哥身上，仅仅具有好奇心是根本不行的，虽然他生活的时代足以称为一个大时代。

　　不过，作为一个阅读者，不难发现司马太史笔下，在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等等，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追究之外，也是源源不乏好奇之心的。借用别人称赞斯坦贝克的话，他也是最后一个伟大的说书人。在他之后，历史似乎远没有这么好看。班固曾经声讨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些不合于圣人的成分，大约便是他好奇心驱使下的淘气吧。

　　前贤说，《春秋》无义战。前贤还说，《左传》直是一部相斫书。照此推理，《史记》也可想而知。这或许可以被判断为朴素的历史观。

　　被叫作古代史的ancient history一词，口语的说法则是刚刚发生但不成为新闻的事，以及家喻户晓的故事。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克罗齐的那句话，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类似关于历史的口彩还有许多：

　　奥威尔说，全部历史就像一张根据需要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

　　洛高说，历史是“把刺刀磨尖当笔，蘸鲜血当墨水，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

　　马克思说，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

　　新历史主义者说，历史总是由胜利者写的。

　　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韩国的电视剧里说，所谓历史，都是靠狂人之手流传下来的。

　　乔伊斯说，历史是我正努力从中醒过来的一场噩梦。

　　费正清说，儒家式政府那些只重“文”的书生大臣所写的中国政治史，只完成了一半。阴谋和如影随形的暴力本质上却都是“武”的。中国史料时常把这一部分搁在不重要的地方。

　　还有人说，历史就是“小人不断战胜君子的历史，君子不断被改造成小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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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话，几乎都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自然，也足以发动对历史的好奇。

　　一位革命领袖还说过，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当然正确。因为那些帝王将相都忙着出演历史的角色去了，腾不出身来，书记官这样的卑职，只好由并非帝王将相的小人物来充任。然而，真正的历史书记官当然不是小人物充任得了的，只要他或者偶尔的她担任了真正的历史记录者，那他或者她，便不再是小人物了，但又毕竟是帝王将相之外的人物。所以，人民书写历史的定义，依然不错。

　　司马哥的父亲也即另一位太史公司马谈，因为不能参与皇帝的封禅典礼，而发愤且卒。可见醉心于历史的人，都痴迷于不肯错过亲历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作为一个阅读者，我想我对《史记》的阅读兴趣，绝对没有竭力回到历史的现场之中揭示人物命运那样沉重。我喜欢的，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阅读兴趣而已。有人说，从角落里不动声色地观望，感悟到的会是隐藏在深处的本质。这话前边一半于我心有戚戚焉，后边一半则不敢轻作奢望。古人云：文如生龙活虎，捉搦不得。捉搦不得的东西，最好不必强求。福楼拜就说，作者在其作品中，应该犹如宇宙的上帝，他无所不在，但又无迹可寻。这话是从写作者的立足而言，咱家古人的话，是阅读者的出发，道理则是相同的一个。历史也许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涵义，所以不妨有不同的读法，或曰不同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