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解放军渡江的消息之后，乘坐“远东号”的四十多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留在香港，有的去了台湾，有的跑到南美洲去了。张志韩先生依然追随何应钦和刘建群，后来他以执教为业，曾经担任过台湾大学教授和东吴大学的教务长，致力研究“考试监察制度”，并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
大约在蔡智诚他们离开香港之后的一个月，伞三团副团长姜键、二营营长杨鹤立以及十多个连营级军官也到了香江。他们是根据共产党“去留自便”的原则离开解放区的，杨鹤立等人转道去了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姜键等人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50年去了台湾，接着就被枪毙了。姜键被判处死刑的名义是“叛国罪”，直接原因是他49年4月在伞兵致西柏坡的“致敬电”上签了名，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台湾正处于“肃奸防谍”的高潮，从国防部到各基层单位的“赤色疑犯”都遭到了严厉地处分，姜键自然也就在劫难逃。
伞兵司令张绪滋也受到了牵连。他被撤了职、还被关了几天，幸亏有朋友说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后就到美国去了。通常情况下，高级军官退伍的时候应该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费和养老费，但张少将却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他到德州以后只能在商铺里帮人打工，日子过得非常窘迫。不过，张老先生晚年依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时常以“宗国强”（中国强）的名字在华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伞兵三团约有一半人（一千二百人）加入了解放军，其中大部分改行当炮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最终能够成为伞兵的并不多。团长刘农畯先后担任过华东军区伞兵训练总队队长，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旅长王建青）参谋长，空军陆战师（师长朱云谦）参谋长、副师长，55年授上校军衔。1961年，解放军第15军整体转建空降兵，空军陆战师编入15军第43师，刘农畯至此退役，63年获“三级解放勋章”并担任了湖南体委副主任，1976年去世。
离开香港之后，蔡智诚没有重归国民党的阵营。他和妻子乘飞机赴昆明并辗转回到了遵义。49年11月，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解放川黔大地，在挺进贵州的第17军第49师（师长汪家道，政委况玉纯）的队列中有一名遵义籍的女战士，她就是蔡家的小妹妹蔡智兰……解放后，蔡智诚也参加了革命工作，投身于电力建设事业，退休时已成为颇有建树的工程技术专家。虽然在文革中屡受冲击，但他最终还是得以恢复名誉，并在安详之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对于自己的人生，蔡老先生的评价是：“亦祸亦福，非福非祸”。


能够补充的事情就是这样了。当然，有朋友希望我能讲得再多一些，至少把蔡家的人物经历全都写清楚，并且要写到文革以后……对此，我只好请求原谅。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那些花儿》。我想，蔡家小院里静静开放的那些兰草是花儿、桃花是花儿，而漫天飞过的蒲公英也应该是一种花吧。

当初选择“蒲公英”作为书的标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的形状比较象降落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与主人公的命运有几分相似——虽然有过扶摇而上的际遇，但飘荡的历程却终究取决于不可抗拒的风云，从天上到地面、从理想到现实，以兴奋的开场到无奈的结束，最后归于尘埃，归于草芥。
蔡智诚曾经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但骨子里却仍是个旧式的知识分子。他受过现代教育，但传统观念十分顽固，他有着爱国的热情，但并没有政治的觉悟，在民众的疾苦面前，他只有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没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所以自始至终，他都只是个“改良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革命战士”。
蔡智诚的人生是矛盾的，面对社会的丑恶，他既无法同流合污也难以划清界限，总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彷徨。但蔡智诚的命运却是注定的，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无论是否愿意，任何人最终都只能随着时代的步伐踉跄向前。


岁月蹉跎，时势造人。人生可能是耀眼的黄金历经大浪淘沙的过程，也可能是落寞的草芥在风中漫舞的轨迹。灿烂的英雄伟业当然值得歌颂，但在我看来，那荒野里飘忽的伞花其实也有着可以纪念的回忆——这就是我愿意讲述蒲公英故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