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美国政府希望能利用司徒雷登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与各政党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达到他们所期望的国共调停。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也发表讲话，欢迎对司徒雷登的任命;当时的国内舆论对此也持乐观态度。

的确，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身份，使司徒先生无论在哪一派政治势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职、对他怀有敬意的燕大毕业生。但是，单凭一个司徒雷登，已不可扭转当时的大局。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使馆人员都撤到了广州，而一直被视为暗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大使却一直坚持留在南京未走。之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派人请父亲去，让他劝司徒雷登赶快撤到广州去。但父亲与司徒雷登的想法是:一旦撤到广州，便彻底失去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机会。于是，虽然使馆大部分人员都已撤往广州，但父亲与司徒先生还有几个年轻助手一起留在南京。

南京解放后，被派到那里主管外事局工作的是黄华。黄华原名叫王汝梅，是比较早加入共产党的燕京毕业生。父亲代表司徒先生，1949年5月7日在黄华办公室与他见了面。后来，黄华又以私人身份到美国大使官邸拜访了司徒雷登。如今黄华先生已将这一段历史写进回忆（注:指黄华1995年所撰《司徒雷登离华真相》），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官方档案也已经解密，实际上黄华的所有举动完全是经过中共高层领导同意的。

我在北京与黄华还见过面，第一次是我参加“大西洋理事会代表团”，他知道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爸爸”。黄华回忆，司徒先生后来又两次派父亲与他密谈。父亲告诉黄华，在司徒雷登安排下，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以后解放军打到哪里，美国军舰就从哪里撤走。

那时候司徒雷登希望能够到北平，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当面会谈。中共方面答复同意他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北上，并可安排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父亲当时极力建议司徒先生“先斩后奏”，先到北京与中共领导人见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还是决定暂缓北上，等候国务卿艾奇逊的意见再做决定。7月2日，艾奇逊来电，要求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暂时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还致电国务卿，要求允许他到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但几天后，他再次接到敦促他回国的电报。1949年8月2日，父亲与司徒先生一起，乘坐使馆一架小飞机离开南京。

作为一个大使，司徒雷登有他自己的苦衷——他必须对华盛顿负责，司徒先生后来经常跟我们说:I am not a policymaker（我不是政策制定者）。毛泽东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令全中国人把他当成“美帝”代言人，而蒋介石也发表公开声明说不欢迎他去台湾。我相信，像他那样一个对中国有很深感情的人，在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刻内心一定极为矛盾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