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前 言（1）

一

蔡东藩，1877年(清光绪三年，岁丁丑)6月13日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今属萧山县)一个店员的家庭里，幼名椿寿，稍长取名郕，号东藩（又作东帆）。他创作了11部、1040回、600余万字的演义体历史小说：《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0年（民国9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他是我国近代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

蔡东藩小时候家境比较贫寒，求学之路历尽艰辛。为了替父母治病，他甚至还替人做过科考枪手；23岁时，以贡生朝考优等的身份被派遣到江西省以知县候补。

蔡东藩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看不惯官场的黑暗称病回家。辛亥革命后，他来到上海，与好友邵希雍一起编撰图书。那个时候，蔡东藩对革命前景十分乐观，他编撰的图书《中等新论说文范》就很能反映这一点。可惜好景不长，接下来一连串的政治变故使他的热血迅速冷却，“静观之，渐得清醒之识”，且看他在《民国通俗演义》开篇中的描写：

小子每忆起辛亥年间，一声霹雳，发响武昌，全国人士，奔走呼应……无论绅界学界，商界工界，没一个不喜形于色，听得民军大胜，人人拍手，个个腾欢，偶然民军小挫，便都疾首蹙额，无限忧愁……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脑儿夺还，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脑儿扫清。我国四万万同胞，总道是民国肇兴，震烁今古，从此光天化日，函夏无尘，大家好安享太平了。当时我也有此妄想。

谁知民国元二年，你也集会，我也结社，各自命为政党，分门别户，互相诋诽，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脑后……那足智多能的袁项城……竟仗着兵力，逐去议员，取消国会……竟欲将辛苦经营的中华民国，据为袁氏一人的私产……

……

南方也党派纷争，什么滇系，什么桂系，什么粤系，口舌不足，继以武力。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咳！好好一座中国江山，被这班强有力的大人先生，闹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诘，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转令无知无识的百姓，反说是前清制度，没有这般瞎闹，暗地里怨悔得很。

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事业心的蔡东藩，看透那所谓“民主”真相之后，决心要做一些实事来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他对“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的说法非常认同，觉得“这才是熟谙史实的学人悟出的真理，深析社会的智者找到的实径”。

的确，客观认识历史，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有很大现实指导意义。唐太宗说得好：“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二》）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不胜枚举，在民族大危机的时刻以其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实在是事半功倍，再好也没有了。

问题在于，记载史实的书籍——确切说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正史，全部都是用典雅深奥的文言写成。在那个知识基本被精英阶层垄断的年代，普通老百姓没有办法通过阅读，直接与真实的历史面对面，自然也就不存在客观认识它并使之转化为内心力量的可能。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才“饱含无奈和希冀”说出那样的话。

首肯了意义，摆到蔡东藩面前的依然有两条道。一条是结合风行民间的戏剧、话本甚至口头传说，创作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小说（这一类的代表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另一条是抛开或者说弱化文学要素，尊重历史原貌，不假华饰，不事虚伪，力求“无一事无史料来历”，创作“通俗化的史书”（这一类的代表是冯梦龙等人的《东周列国志》）。

他将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