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明
本书曾于1965年作为外交学院中国对外关系史教研室的教材，铅印出版，在内部发行使用。鉴于对中国外交史的系统著作社会上也有需要，现将原书作了一些修改，公开发行。本书定稿前，曾由当时教研室吴国仪等多位同志阅看提过意见，此次公开出版事宜又承吴国仪等同志多所操劳，特此致谢。
王 绍 坊
1985年1月绪 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对外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具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富饶，在人类历史上一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同其他国家和民族很早以来就有了接触和交往。由于地理的关系，中国同四邻亚洲国家和民族发生关系最早，也最为频繁。自上古以来，中国和朝鲜、越南、缅甸、日本等，就有密切的交往，建立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虽然，在长期的交往中，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封建统治者之间也曾经有过一些战争和政治纠纷，但总的说来，古代中国和四邻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人民之间和平的商业和文化交流。中国比较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促进了四周邻国的文化发展，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同时，中国也不断从这些国家吸收它们的文化上的成就，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内容。
中国的对外关系到了16世纪以后才开始逐渐起了变化。在此以前，由于地理上的阻隔，中国和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只是偶尔有一些旅行家、传教士和商人的个人来往活动。15世纪末，欧洲人追求黄金和东方商品，促成了地理大发现，东西交通因而起了“革命”，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从而加速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16世纪以后，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汹涌地向东方泛滥，越来越多的西方冒险家、商人、传教士来到东方各地进行侵略活动。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和政府也开始对亚洲各国推行侵略政策，妄图把整个亚洲变成它们殖民扩张的园地，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封建中国，就成为它们的一个主要觊觎目标。这样，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情况便逐渐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代替了亚洲国家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对象；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政冶、经济、文化的侵略活动代替了中国和亚洲国家间的和平的商业和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

一 明末西欧殖民势力的开始入侵

16世纪时，世界的海上霸权分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西印度群岛、北美、中美、南美（巴西除外）、太平洋群岛直到菲律宾都属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巴西、非洲、好望角以东菲律宾以西各地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所以，最早伸张其殖民势力于东方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
1516年（明正德十一年），葡萄牙麻六加总督就遣使来中国要求通商，这是近世欧洲人到中国之始。此后葡人来中国的日多。葡人最初所到的地方有广州、漳洲（厦门）、泉州和宁波等地。据《明史》《佛朗机传》（接当时人称葡萄牙为“佛郎机”）的记载，他们的行径是：“剽劫行旅”、“掠卖良民”。葡人的海盗行径激起了当时人们很大的愤慨，如给事中（明朝监察官官名）王希文在奏疏中说他们是“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①。明朝政府对这些不法的葡人曾多次使用武力驱逐。
在广东，葡人使用卑鄙奸诈的手段窃据了中国的领土澳门。葡人在广东贸易，明朝皇帝原来特许的通商地点限在香山县附近称为浪白澳的一个小岛。1535年（嘉靖十四年），葡人贿赂广东官员代为向明廷申请到澳门停船贸易，从此他们就从浪白澳移至澳门海面。1553年，葡人又借口要曝晒水渍“贡物”，请准他们在澳门上岸，到1557年他们就在岸上定居下来。最初，他们甚至不纳地租，只对广东海道每年纳贿银500两。1573年海道受贿的事被人揭发后，于是贿金改为地租。澳门就这样为葡人所盘据，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领土上所建立的第一个侵略基地。继葡萄牙人之后和中国发生接触的欧洲人，还有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殖民者。
西班牙人于1565年占据了菲律宾南部诸岛，1570年占领吕宋，1575年来到中国。西班牙人直接来到中国的不多，但中国福建省人民移殖侨居在吕宋的为数不少，西班牙殖民者对待华侨极为残暴，时而驱逐，时而屠杀，平时则横征暴敛，不一而足。例如：1596年华侨被驱逐过一次，1603年和1639年曾先后遭过两次大屠杀，死难的人数都在2万以上。
16世纪末，海上霸权渐从葡、西两国转移到荷兰和英国。1602年，荷兰人组织了规模宏大的东印度公司向东方发展。1641年，他们从葡人手里夺占了东西航路上的门户马六甲，从此他们积极在南洋群岛扩张他们的地盘。在南洋群岛，荷兰人对待华侨正同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一样，除了屠杀和抽重税以外，还用武力限制中国商船的往来，以实现他们垄断商业的目的。1604年和1607年，他们曾两次派船到广州，企图和中国进行贸易，但因葡人从中阻挠和明朝海禁严密，都未达到目的。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船15艘进攻澳门，葡人竭力抵抗，荷人未能得逞。荷人夺取澳门失败后，转向东北占据了澎湖列岛，1624年为明巡抚南居益以武力逐出。随后他们又占据台湾，到1661年为郑成功以武力逐出。后来，他们竟公然帮助清朝从郑成功后人手里夺取台湾，希图居功邀赏，以达到通商的目的；而清朝为了酬答荷人的帮助，居然准许他们在厦门通商。
荷兰人在侵占台湾期间，曾屡次劫掠澎湖列岛和沿海各地，大批地掳掠中国人民，被掳的中国人民因虐待和饥饿致死的在千人以上，被掠卖到爪哇为奴隶的也有千余人。
英国于1600年已组成东印度公司，致力于与印度和南洋各地的贸易；对于中国，因为有鉴于荷兰在澳门的失败，暂时采取了观望政策。1635年，英王查理一世和少数资本家组织了一个“库尔登会社”，专营中英贸易。1636年派威得尔带领大小船只五艘到中国，于1637年驶抵澳门。由于葡人的猜忌和阻挠，威得尔在澳门不得要领，便径向广州虎门驶进。中国炮台守军予以阻止，威得尔竟使用武力，占据了炮台，烧毁了一个村庄。明朝的官员终于答应威得尔作了些买卖。这是中英之间的第一次接触；英国殖民者和中国人初次见面便使用了后来所惯用的炮舰政策。
明末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种种海盗式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正当的愤怒。帝国主义者借此诬蔑中国人民排外，实则在历史上中国人民向来是最好客的。在早期，外国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到中国来，都曾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优待。但16世纪以后，到中国来的西欧殖民主义者的种种暴行使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得不改变了对欧洲人的印象。一位西方资产阶段作家高斯特也承认：“抢掠、杀戮和武力的经常使用，这些就是欧洲对于中国商业接触开始时的特色。欧洲人是在配得上‘洋鬼子’这个称号时，才被加上这个不愉快的称号的。”①
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先遣队侵入中国的，除了资产阶段海盗商人外，还有传教士。明末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中，最出名的要算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利马窦了。1581年（明万历九年），利马窦到达广东的肇庆，在那里建立了教堂。其后，又至韶州传教，并经江西至南京。最后在1601年同另一耶稣会教士西班牙人庞迪我到达北京。明朝皇帝允许他们留住北京，不久又准他们购置土地，建立教堂，从此基督教的势力便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天主教士来中国传教的日见众多。
明朝末年正是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一方面有清朝崛起和倭寇侵扰的威胁，一方面国家财政穷困，兵事废驰。当时明廷所面临的最迫急的问题是如何开辟财源和加强军事力量。利马窦等人看到这种情形，纷纷提出富国强兵之策，借以博得明朝当局的信任。传教士不仅为明朝献策出力，并且还撰述不少关于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哲学的书籍，其目的是要培养出一些能适合西方资本主义要求的人才，以利于扩展他们的势力。西洋学术的传播无疑是欧洲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一种辅助手段；但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