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1节：第一章 走过从前，走向未来

第一章 走过从前，走向未来
　　2009年，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人们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走过艰难的从前，也将见证这个国家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的特殊历史。对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来说，六十年的中国外交乃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无疑是一个富有历史教育意义，又极具分析难度的对象。国际社会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经过艰辛的努力和走过曲折的道路，当代中国外交逐渐成为全球范围最卓有成效的大国外交之一，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地位不只依靠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得到提升，也通过中国外交的持续而有效的努力得到了大力彰显。从新中国外交六十年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出不断发展、提升的历史性变化，其间既有宝贵的经验，也不乏深刻的教训。总结这份遗产，认真思索它的启示，可以攻玉，可以御敌，可以自我提升，可以贡献他人，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从研究者角度看，分析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追踪新中国外交六十年的成就与教训，有许多路径和思路。比如，人们可以追溯中国几代高层领袖的外交大手笔、大战略，对于不同时期中外关系变化的奠基作用；可以探讨中国外交制度的调整及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对于全球外交民主化和制度化潮流的积极推动；可以分析中国大国外交的战略性对话协作框架及设计，对于中国改善周边环境与发挥全球角色的作用；可以讨论中国 以人为本、外交为本 的新时期外交理念，对于当下中国外部形象提升的潜在价值；可以追踪中国军事外交的起源与演化，看看新中国对外交往的这个特殊层面在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和战略方位的位置；可以观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思潮在中国的起落以及它对于中国外交的现实和潜在影响；可以研讨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从摩擦到沟通再到合作的不同阶段，并由此发现中国外交下的国际组织方略，等等。这些在本书不同章节专门加以讨论的主题，均有可能发展成为深化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具体方向，是中国外交学界未来阶段理应深化的工作。
　　这里，我想从中国外交发展的不同阶段着眼，对中国外交及中外关系历史性变化的线索做出若干勾勒。它既是个人的研究心得，也算是统筹本书各章的一种框架。首先，把中外关系的重大变化，置放在三个 三十年 的重大参照系下。这是一个简明且显著的对比，展现了 历史性变化 的含义。其次，再把新中国外交六十年分成 毛泽东时代 和 邓小平时代 两大历史性阶段，分别冠以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 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外关系 的称谓，之后，再把六十年化为六个小的时期，看看不同时期中外关系有何具体变化，研究它们间的递进与矫正，关注彼此间的异同；在对六个时期的分析过程中，笔者尝试不同变量的检测，看看外交视野中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如何演进，中国外交在这一过程中又是如何进步的。


[2]第2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1)

第一节 三个 三十年 ：中外关系的重大
　　历史参照系在笔者看来，具备大历史的纵深感，是恰当把握新中国外交地位与作用的关键之一。当中国外交被放置在更加宏观的历史镜头下时，人们很容易纠正原先的误判与狭隘，立即看到新中国外交相对于旧中国的质变，看到新中国外交内部不同时期的跃进。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外关系（1919-1949）
　　评说当代中国外交成就及其对中外关系的作用，不能不对比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不能不提到以签署丧权辱国条约、协定为重要特征的近代中国外交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 1919-1949年的三十年是研究新中国外交及中外关系的时间距离最近、反差最强烈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认识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外交方位，不能不深刻理解它此前的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历史是传承的、影响是深刻的。这方面最好的作品，仍是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深入研究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一下这篇名作。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344页。
　　1919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高举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旗帜，对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推动和各种国内外先进思想的强烈追求，使俄国十月革命的精神迅速传开，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有了一种全新的变革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随后的中国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从那以后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可歌可泣的伟大解放斗争的三十年，是朝着结束百年来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和连年战乱的局面、实现国家独立的三十年，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壮大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在国内，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政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摸索了一整套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经验。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力量，逐步摸索 以俄为师 的各种办法，在主要从事国内武装革命的同时，争取尽可能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合作。革命根据地既是传播革命思想、积聚革命力量的播种机，又是向外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之伟大意义的平台。除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不朽名著《西行漫记》外，另一位同样经历长征、同样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伟大朋友的美国作家、著名记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也有一本广泛流传的作品《中国的战歌》。阅读《中国的战歌》，就不难知道长征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期待世界的理解与支持，也不难懂得为什么他们只能做出革命和造反的抉择，更由此联想革命年代的氛围与风骨如何持续影响了老一代革命领袖在新中国建立后一段时间的外交思维与决策。参见\ 美\] 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美\] 阿格尼丝·史沫特莱著：《中国的战歌》，江枫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在反法西斯斗争和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军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某些联系渠道，初步接触和理解了近代国际外交的各种知识与手段。如果说，在1840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尚未完全从旧时的朝贡体系和 天下 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对于西方列强主导的近代国际体系困惑不解和无从应对；那么，在1919年后，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展开的伟大革命思想和实践，则接受了最新的世界进步理念，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的落后愚昧有了深刻的批判，创造出富有战斗力和创造力的革命做法。这是有趣而富有动感的崭新画面：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实际的落后与被压迫状态；另一方面是中国革命者所表现出的新的气质与精神状态在不断孕育和壮大。这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一个破旧立新的过渡时期：中国整体上被视为一个积贫积弱的 东亚病夫 ，中国的旧政权和各种旧势力的确腐败残破不堪，中国远远离开了昔日的世界中心位置，处于受支配、受压迫的边缘地位；以西方列强为主宰的国际体系，表现着恃强凌弱的霸权特征，对于维持中国弱小和被分割的实际状态心满意足；有关近现代史上世界列强对中国的凌辱、盘剥以及中国外交的软弱应对的详细描述和分析，参见熊志勇、苏浩《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尚未掌握国家政权和外交工具，但他们代表的新兴力量日益强大和崛起，代表着中国广大地域和民众的要求，朝着夺取政权、实现革命的目标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