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政府起用袁为湖广总督。袁向清政府提出六条件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是袁世凯下台后在养寿堂做的一首诗。他的亲友和僚属们看了这首诗，都不免窃窃私议，认为诗虽不佳，气派可不小，何其大类帝王口吻也!

1909年1月，清政府硬说袁患有足疾，叫他回籍养疴。他明明没有什么足疾，但又不敢否认，只得战战兢兢遵旨下台。他因故乡项城交通不便，就在河南彰德府彰德府今改安阳市。定居下来。袁是个警惕性很高的人，意识到今后如不韬光养晦，可能还有不测之祸降下来，因此，他极力装作闲云野鹤之身，经常偕同亲友饮酒赋诗或泛舟垂钓，以示其不再为出岫之云。

袁下台的时候，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手下的大特务赵秉钧被勒令辞去民政部右侍郎(1909年3月23日)，于是京津警察大权又入肃亲王善耆之手；他的老搭档杨士骧不久病死了，清政府派满族人端方继任直隶总督(1909年6月28日)；他的老朋友唐绍仪被免去邮传部尚书，由其政敌盛宣怀继任(1911年1月6日)。此外北洋军的高级将领，也经常有所调动，换上了一些非北洋派的新人。

另一方面，袁在政治上却还拥有相当大的潜势力：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仍然以金钱关系受他雇用；陆军部大臣荫昌跟他也有互相勾搭的老交情；他的老朋友徐世昌是个玲珑剔透的水晶球，因为巴结上摄政王载沣，不但没有因袁党的嫌疑受到排斥，反而外放总督，内调尚书，红极一时，此时竟然爬到内阁协理的地位(相当于副总理)。在各省督抚大员中，袁有着不少的亲戚故旧，仍然跟他保持密切往来。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农商部当右丞，替他通风报信，还做了许多串联工作，事实上等于他的驻京办事处长。

在军事上，北洋军各级将领仍以小站旧人占多数，他们早已养成了“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自袁下台以来，清政府建立了禁卫军并逐步将兵权集中于皇室中央，因此，更加证明了北洋派的利益与袁个人的利益是紧密地联在一起的，这就更加引起了他们对袁的“去后思”。北洋派大将冯、段等人经常轻车简从地到彰德来提供情报或有所请示。各级将领也有前来烧冷灶的，袁都用极其亲切的态度来接待，临别时还要致送一笔丰厚的路费。他用这些手段保持了他和北洋派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根据以上情况，袁世凯名为隐居养疴，事实上仍然不失为“结交天下英雄，预闻朝廷大计”的大“好老”。

武昌炮声一响，清政府于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派荫昌统率北洋军之一部南下去“平乱”，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派遣兵舰协同作战。当时革命军没有海军，而陆军的兵力也远远不及政府军。清政府虽然很惊慌，但还认为扑灭革命军并不怎样困难。

10月14日(八月二十三日)，清政府续下谕旨：“现在派兵赴鄂，亟应编配成军。着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已派荫昌督率赴鄂。其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着编为第二军，派冯国璋督率，迅速筹备，听候调遣。至京师地方重要，亟应认真弹压，着将禁卫军暨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派贝勒载涛督率，驻守京畿”。

这时，袁世凯敏感地意识到他的“东山再起”的机会业已到来。他从不错过一分钟的机会，立即通过徐世昌的关系，由奕劻奏请清政府起用他南下讨伐“叛军”。按照当时的形势，禁卫军要留在京城保卫皇室，北洋军第一镇要留在直隶看守老家，第五镇要留在山东巩固北方，此外凡可以调动的北洋军，都是往日袁所训练的旧部，为了迅速扑灭武汉革命军，载沣被迫于10月14日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除湖北军队外，荫昌所率各军及水陆援军，亦得会同调遣”。

这道命令并不使袁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没有把前方军事的指挥全权交给他，只派他做荫昌手下的一员副将。再则，他不能不顾虑到急于出山也将引起载沣的怀疑。因此，他用“足疾未痊”的理由辞谢这个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