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它是一个阶层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等的新速度尚未影响到人的生活节奏；岁月和年龄依然有着另一种尺度。人们生活得相当悠闲安逸。当我今天想尽量回忆起我童年时代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过早地发福。我的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们、商店里的营业员、乐谱架旁的交响乐团演奏员，在他们四十岁的时候就都已成了大腹便便、"气派非凡"的男子。他们举步缓慢，谈吐斯文，谈话时抚摸着自己保养得很好的、常常是已经灰白的胡子。不过，灰白的须发仅仅是庄严的一种新标志，而一个"稳重"的男子则要有意识地避免那些被认为是青年人不太得体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我今天怎么也记不起来，在我孩提时代曾见过父亲急匆匆地上下过楼梯或者有过任何明显地慌慌忙忙的举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呢。在那个时候，任何匆忙和慌张不仅被看做是不文雅的，而且事实上也大可不必，因为在那个凭借自己无数的小保险和支持措施而对市民阶层来说相当稳定的世界里，从未发生过什么突然事变；即使外面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灾难，也透不过这堵"保险生活"组成的厚墙壁。英布战争()①、日俄战争、即使是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全都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们把报纸上所有的战情报道当做体育专栏似的随随便便一翻而过。说真的，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又会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货币不会突然大肆贬值。那时候，要是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一下子跌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就被说成是"破产"了，人们就会蹙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谈起这场"灾难"。那时候，也有人抱怨"高额"的税收，但那种抱怨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是真的这样认为。因为事实上当时的税收和第一次大战以后的税收相比，只不过是施给国家-点点小费。那时候，人们还时兴立下最详尽的遗嘱，好像这样就能使自己的孙子和曾孙免遭任何财产损失似的，以为用这样一张看不见的债券就可以永远有效地保证子孙们的安稳生活，于是他们自己也就生活得悠然自得，即使有一点小小的担惊受怕，也无非是像抚摩听话、好玩而根本不用害怕的家畜时的那样一种心情。所以，每当我今天手中偶然得到一张从前的旧报纸，读到那些关于一次小小的区议会选举的激动文章时，每当我回想起为了城堡剧院演出中的微不足道的问题而议论纷纷时，或者回想起我们青年时代对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情进行不值当的激烈讨论时，我就会忍俊不禁。当时的一切忧虑就是这么一丁点儿！那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时代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有幸遇到了这样的时代，他们平静、顺利和清白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我是否要为此而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似的，从而对人间的一切真正痛苦、对命运的种种险恶和神秘力量懵懵懂懂，对一切使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视而不见，然而那些危机和问题却愈来愈严重！由于陶醉在安宁、富足和舒适的生活里，他们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和变得异常紧张，生活中会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和天翻地覆的事；由于沉湎在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他们很难料到，任何一个明天，在它晨光熹微之际，就会把我们的生活彻底破坏。即使是在最最黑暗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醒悟到人会变得多么险恶；不过他们也同样很少知道，人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的力量。而今天的我们——我们这些被驱赶着经历了一切生活急流的人，我们这些脱离了与自已有联系的一切根源的人，我们这些常常被推到一个尽头而必须重新开始的人，我们这些既是不可知的神秘势力的牺牲品、同时又心甘情愿为之效劳的人，我们这些认为安逸已成为传说、太平已成为童年梦想的人——都已切身感受到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和不断出现的新恐惧。我们岁月中的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与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从前的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因此，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纵然是我们同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要比我们祖先中最睿智的圣贤了解现实胜千倍。不过，我们却没有从中占到什么便宜，而是完全为此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