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必须谈一下《鹿鼎记》的韦小宝的形象。他是自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所塑造的阿Q之后又一个游民的典型。他确实是一个不打折扣的游民，他的妈妈是扬州丽春院的妓女，不知其父为谁，在扬州妓院长大成人，养成一派游民习气。由于偶然机遇被任命为天地会青木堂香主。他是一个福将，一生无往而不通。他打入清宫，受到康熙小皇帝的青睐，被封为一等公；被掳到邪教——神龙教的巢穴，反而被拔擢为地位仅次于教主与第一夫人的白龙使；后来到少林寺出家，又成为辈份最高的长老。这个单枪匹马的小流氓因为没有任何内在的约束和外在的规范，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干，也可以随着机缘而变，因此，他的成功率极高。韦小宝独自办成功过许多大事，仅对老百姓有利的就有：手刃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吴三桂的叛乱，打败罗刹入侵者，多次帮助江湖好汉摆脱困境等等。他还为康熙皇帝建立了许多功勋，而那些严谨遵守儒家的价值观念的人们却一事无成，哪怕他们有出众的武功和严密的组织团体。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说明在皇权专制主义体系内部，和皇权专制对抗不能采取任何有原则的立场与手段。原则与规范只能带来失败。
天地会内的英雄好汉、特别是总舵主陈近南受到许多原则的束缚，既有儒家伦理，也有江湖道义。他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这种戴着镣铐的奋斗最终不免要以失败的命运告终；韦小宝生在妓院，长在皇宫，用作者的话说：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狯早已远胜寻常大人。
无论是在政治斗争中，还是人情世故中，他早已熟悉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扬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密的；什么是要大肆宣扬而不必去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扬了而必须去做的。这些界限失之毫厘，是会谬以千里的，而韦小宝却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应付裕如。金庸还设计了一套只属于韦小宝的武功——“神行百变”，这是逃跑功，也是他的处世术，虽然他还没有学精、学好，这可能是因为他还存在一份良知的缘故。韦小宝在深入了解皇权专制社会与官场黑幕的基础上，还擅长揣摩术，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关系的一门艺术。
揣摩术是皇权专制专断制度的产物，它是皇权专制主义政治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韦小宝对此无师自通。他对康熙皇帝、皇太后、洪教主、洪夫人、乃至他的恩师陈近南、九难等人的喜怒好恶，都揣摩得特别到位、特别透彻。根据所揣摩到的心态，韦小宝会采取不同的对策，这往往是十拿九稳，万无一失的。先秦诸子里的韩非子就感慨过说动君主的难度之大，并为此写了《说难》和《难言》。为什么“难”？“难”就难在君主的内心很难揣摩，如其所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不知对方的心，便很难采取恰当的“说”(学理)以应付。那样重视揣摩术的韩非，最终也因对秦始皇和他周围的权臣内心揣摩得不够到家，而惨死在监狱之中。而韦小宝却一路成功，用康熙皇帝的话说，他是“不学有术”的。毫无学问，又没有什么高强武功的小流氓，却懂得借助他人的武功为自己创造一切。这些就是游民朝思暮想的，如功名富贵、娇妻美妾、放纵自恣的生活而又不失江湖道义和朋友们的信任。《鹿鼎记》的结尾有点令人扫兴，韦小宝没有爬上权力的巅峰，而是“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这种向往离游民太远了，真有点士大夫气了。书中曾写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劝韦小宝抛开清统治者，自己做皇帝，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韦小宝听了黄、顾等人的劝告之后，大吃一惊说： 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哪里能做皇帝？这真命天子，是要大福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