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期从未出现。尽管美俄两国已经有了军事情报的交换，而且在租借法案下，已有价值110亿美元的物资被运往俄国，但双方还是迅速爆发了关于大战战略与战后和平规划的冲突。

　　随着1942年纳粹在俄国领土上长驱直入，斯大林急切地要求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派兵进攻西欧，从而迫使德国军队撤军。据一位观察家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只会说四个英语单词：“yes”(是)，“no”（不），“second front”（第二战场）。罗斯福两次许诺开辟第二战场，但他和丘吉尔却两次食言。他们认为英美缺乏攻击西欧的实力，所以代之以在北非和意大利发起进攻。这使得第二战场迟至1944年年中才得以开辟。而那时候俄国人已经靠自己把纳粹驱赶出国境，尽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随着斯大林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这样一项安排，即战后的俄国应该囊括波罗地海国家和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斯大林的猜忌加深了。这些地区历史上曾经属于沙皇俄国，而且斯大林在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也要求收回这些地区的主权。可是，1943年罗斯福的话却让斯大林不那么高兴了，他说因为有数百万波罗的海国家血统的美国选民在，所以要他承认苏联对于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的主权是不可能的；尽管他还补充道，他当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走向战争”。罗斯福希望战争结束之后再来讨论领土问题。

　　这个决定引发了严重后果。1945年，红军横扫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再者，世界政治形势与先前显著不同：盟国正在摧毁德国和日本，而它们正是阻挡历史上俄罗斯对欧洲和亚洲扩张的两个国家，所以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得不商量一下斯大林的要求。

　　美国决策者随即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他们自己的政策是矛盾的。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都未能调和这些矛盾。这一失败是冷战的主要原因。这些矛盾包含了政治和经济的因素。

　　华盛顿的官员们相信，只有全球市场和原材料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向所有民族充分开放，或者说对各国实行开放门户，才能避免另一次可怕的经济萧条发生。此外，美国的国内形势也要求官员们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决不能允许这个世界回到30年代时的情形，那时各国都在设法躲避萧条，为此建立高关税壁垒或区域性贸易集团，而这阻碍了贸易的自然流通。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只有靠着政府大规模干预社会才能生存下来。但是，如果政府主宰经济，它也就会管制个人选择，甚至会严重地限制个人的自由。

　　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警告说：“在长期持续的失业状况下，唯一的问题就是普鲁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哪个会先降临到我们头上。”而按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话，只有美国人意识到“在我们的体制下，我们不能指望不经常与其他国家扩展贸易而得到国内繁荣”，才可避免这样的情形。一位官员评论说：“资本主义体系本质上是个国际性的体系”，而“如果它不能在国际范围内运转起来的话，它会彻底垮掉。”基于这些原因，美国需要在战后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纽芬兰附近海域举行了大西洋会议，罗斯福着手推行他的政策。两位领袖在大西洋宪章中的第三条中宣称，战后所有的民族都应该有权利“选择他们将要生活在其下的政府的形式。”第四条为这个原则增加了经济方面的内容：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享有“机会，即在平等的条件下享有世界范围内贸易和获取原材料的机会，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需要这些机会。” 在之后的四年中，美国人对于这些机会的“需要”惊人地增加了。他们的工业产量增长了90%。而与这种经济实力的发展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其他工业国家被战争损毁，这就保证了美国人会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去争夺世界贸易当中“平等的条件下……的机会”。

　　过去的大萧条和未来的大萧条的幽灵就这样盘旋在美国人的战后目标之上，气氛殊为不祥。其实，这些目标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也同样是政治方面的。封闭的经济集团不仅仅会损害贸易，也容易发展出政治集团。集团之间的摩擦导致了世界战争。30年代的事态可以这样简略概括：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先是在经济上彼此对抗，然后就上升到了军事层面上。正如国务院经济顾问威尔•克莱顿断言的那样，“在市场上互为敌手的国家不可能在会议桌上长期做朋友。”

　　1944年的时候，美国试图确保战后市场是友好而不是敌对的。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会议创设了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将会拥有76亿美元的资金（和借贷出两倍于此资金的权力），来担保用于重建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和推动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国家的发展的私人信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73亿美元资金来稳定货币，这样可以使贸易运转顺畅而不必担心货币的突然贬值或者汇率的剧烈波动，而这些在30年代几乎曾使国际社会陷于瘫痪状态。美国希望这两个机构会重建，进而稳定和扩展世界贸易。当然，这其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这两个组织当中的投票权取决于贡献资金的多少。因为美国人将不得不投入最多的钱，所以他们也会相应地控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从大西洋会议到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的政策看来是精心设计好了的。1945年初，金融家、毛遂自荐的总统和国会议员顾问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抓住了其中的实质：如果我们能够“在出口市场停止劳动力补贴（subsidization of labor）和低工资竞争，”并且阻止战争机器的重建，“天哪，天哪，我们将拥有一个怎么样的长期繁荣啊！”像桃乐丝一样，美国人似乎正通往一个更为幸福的奥兹国（land of Oz），他们巨大的经济实力就是那双红宝石鞋。尽管如此，美国人也像桃乐丝一样，很快遭遇了巫师；但不止一个，而是从西方和东方两边来的邪恶巫师。

　　在西边，法国人和英国人自从2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他们再也竞争不过高效率的美国工业家了。在30年代中，英国人已经在他们自己的帝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经济集团，来排斥美国人的商品。丘吉尔并不认为他可以在战后放弃这种贸易保护的做法，所以他在大西洋宪章中加了限制条件之后才同意关于“自由机会”的条款。然而，美国官员决意撬开英帝国的大门。英国和美国的贸易总量加在一起占世界的一半多。如果英国集团被拆解的话，美国完全开放全球市场的道路就会走得顺多了。

　　遭受严重破坏的英国别无选择。两次战争已经摧毁了它主要的工业设施，而英国本是依靠工业产出来支付它一半的食物和除了煤之外所有的原材料的进口。英国请求帮助。1945年，美国同意贷给它38亿美元。作为回报，心力交瘁的伦敦官员们许诺拆解帝国贸易集团的一大部分。参加这项协议谈判的威尔•克莱顿向巴鲁克透露：“借着给英国提供贷款的机会我们向其施加压力，促使其接受我方提出的所有条件。”

　　法国也得到了相同的对待。法国和美国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利益冲突已经进行了近两个世纪。战争期间，法国临时政府总统查尔斯•戴高乐将军集中地体现了法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戴高乐试图保存殖民地和外交行动的自由，为此他与美国官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美国官员们反过来把戴高乐视作亲英分子和政治极端分子；一位国务院的官员甚至称其为“这个法国的希特勒”。1945年，戴高乐不得不忍辱受屈，请求华盛顿拨付1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同意了戴高乐大部分的要求；法国报之以承诺减少政府补贴和货币操纵，而这些措施曾经给法国出口商在世界市场中带来了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