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我以前贴出的对先秦诸子的思想介绍基础上综合而成的。在与网友们的争论过程中，部分地修正了我原先对诸子思想的理解，在此，我对网友们至以诚挚的谢意。本书与原来关于诸子思想介绍的帖子不一致之处，以本书为准。我真诚欢迎出版单位出版我的这部书稿和朋友们转贴我的书稿。在此声明，我放弃除本书署名权之外的所有权益，当然如您尊重我的权益，我将万分感谢。

在讲述中国先秦哲学史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下对于哲学的理解。哲学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哲学至今都没有一致的看法，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对于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中国则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和一致的看法：哲学是研究人的学问。

中国哲学认为，物质世界是无限的，人的存在则是有限的，因此人的认识对象也必然是有限的。物质世界的无限性和作为人的认识对象的物的有限性决定，我们只有把作为人的认识对象的某物从无限的物质世界中指认出来，我们才可以获得对该物的认识；把某物从无限的物质世界中指认出来，是一切认识得以发生的开端。仅仅有了这个开端，某物依然是整个物质世界中的一个自在，人们依然无法在主观上获得任何关于该物的认识；要获得对该物的认识，则需要将该物从无限连续的物质世界中转移到主观上来；要获得对该物的正确认识，则需要保证我们在向主观转移的过程中，不扭曲该物在物质世界中的存在本真。在自然物质世界里，没有任何孤立的存在物，任何事物总是和其他事物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要保证不失真地向主观上转移人的认识对象，必须要将该物和与该物有联系的其他物作为整体一起转移到主观上来，中国古人用“是（要素）”来标定作为认识对象的某物，用“彼（要素）”来标定与认识对象的某物有联系的其他物，通过“是”与“彼”这两个范畴确保了我们在向主观上转移认识对象时的不失真，在是、彼共同构成的系统体内认识和分析是。人的存在是哲学得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人也就无所谓哲学；哲学的存在总是围绕着人的存在和发展展开的，是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服务的，因此中国哲学自然地把人指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人者，天地之极也，不可不务。”（管子），“佛、墨、杨、老，皆言人也，特非仁义而已。及其诞也，已言天，天亦言人也。”（王夫之）。中国传统哲学把人从无限连续的物质世界中指认出来，并完成人作为认识对象的主观转移后，就把哲学看作是研究人的学问，并始终围绕人这个研究对象展开其理论思考。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对象的一贯和恒常，从理论上奠定了这个古老文明能够绵延不绝的基础，使中国文明呈现出非常稳定的和持续的发展。

西方哲学是把“普遍的是”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是”既然是普遍的和一般的，那么自然西方哲学的思维展开是不存在指认的过程和向认识对象向主观转移的过程的，试图从人所获得的知识中获得关于“普遍的是”的判定就成为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西方哲学缺失了指认的过程，是导致西方哲学无法确定其研究对象的根本原因。作为西方哲学研究对象的“普遍的是”是一种不可以指，也不可以被指的东西，所以从西方哲学产生以来，对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一直不能明晰，莫衷一是；哲学是什么也一样的各有各的说法，无法统一。在理解中国先秦哲学时，首先需要将中国传统哲学所理解的哲学与西方哲学所理解的哲学区别开。

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是一条连绵不绝、自然流淌的河流，每一个思想家的思维成果都是这个历史河流中一朵绚丽的浪花；中华民族是一条耸立的山脉，每一个思想家都是这座山脉里的一座奇峰。中国哲学的发展是连续的，理解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不应该脱离他之前中国传统哲学所取得的思维成果。由于西方哲学的影响，我们无法正确地理解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成果，也就更无从谈起正确地说明各个思想家思想之间的有机联系；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中，又由于儒家道统说的存在，认为地撕裂了不同思想家思想之间的有机联系，门户分争，不能形成一个对这些思想完整的、整体的认识，进而从整体上介绍和说明各个思想家的思想。这样的结果是，中国传统哲学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文明之林；因此，中国传统哲学的系统化建设必然地以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系统的、整体的阐述为基础。

中国传统哲学是围绕人的存在和发展而展开的，“佛墨杨老，皆言人也，特非仁义而已。及其诞也，以至于天，亦言人也。”明晰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我们从整体上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梳理的必须。正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对象的一贯、唯一和恒常，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始终是围绕人而展开的，使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类似于明晰了其研究对象的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对象的一贯、唯一和恒常，从理论上奠定了中国传统文明的连续性。当我们明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象之后，来梳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成果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前后相继性。

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中，《周易》和《五行》说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基本的理论模型。物质世界是无限的，我们要认识作为自然万物中的一个具体存在的人或者作为人类社会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具体存在的人，都必然地是以该人（物）从他所处的整体中指认出来和转移到主观上为其认识的基础的，《周易》解决了“指”的问题，《五行》解决了我们所指向主观上转移的问题，从而为中国传统哲学在理论上展开对人的分析准备了条件。《周易》和《五行》说所建立的基本理论模型，经过周末太史伯和伯阳甫的完善，已经具备了用这个模型对人进行精细分析的可能，管子以其对人的固有层次性的揭示，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模型与他的研究对象——人的理论对接。在管子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模型与他的研究对象的对接后，由于春秋时期的社会动荡，彰显了人的群形态矛盾运动问题的解决对人发展的重要意义，老子从要素与系统之间的矛盾作用这个角度展开了对人的群形态矛盾的认识和分析，孔子从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矛盾作用这个角度展开了对人的群形态矛盾作用的分析，子思则试图调和孔子与老子思想之间的分歧。与孔子和老子舍弃了对人的自然形态矛盾的关注相伴随，出现了以人的自然形态矛盾运动为思维重心的墨家思想。儒、墨、道的思想分歧出现后，孟子、公孙龙、惠施和庄子是儒、墨、道思想争论的进一步深化，经过孟子、公孙龙、惠施和庄子的思想准备，荀子从理论上终结了孔、墨的思想分歧，确定了人的群形态矛盾这个中国哲学思维的中心问题；在汲取孟子、庄子、惠施、公孙龙思想的基础上，论证了儒学的正确性。荀子思想存在着矛盾性，荀子思想的矛盾性被韩非子和《大学》的作者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得到发展，在韩非子和《大学》思想的基础上，在调和荀子与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在汉出现了对先秦思想进行总结的董仲舒儒学。

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所出现的各种思潮的输理，我们可以发现，从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看，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思想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