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像钟摆似的，长江轮船从上游到下游，又从下游回到上游，来来回回，终年不息。
忽地，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那天开始，上海的大批乘客涌向码头，往武汉的船票顿时成了抢手货。船票价格暴涨。十天之后，由上海驶往武汉的几艘轮船，前后由两艘挂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护航，船票价格更是翻了几个跟斗，连统舱票都涨到四十五元一张——比普通职员一个月的薪水还高。
虽说如此，但仍有许许多多“生意人”把船票争购一空，匆匆登上长江轮船，前往武汉。这些“生意人”，做各式各样的“生意”，有的“买卖茶叶”，有的“开鱼行”，有的据称“卖水果”，还有的说是“贩盐的”。天晓得，武汉怎么有这样多的“生意”可做?不过，这些“生意人”大都文质彬彬，很多人戴着圆形镜片眼镜。刚上船时，他们“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似乎素不相识。
照例，长江轮船途经南京时，要靠岸上下客。这时，“生意人”们大都躲进客舱，上床闷头睡觉。这时从码头上来了一批特殊人物，腰间鼓鼓囊囊，那不是钱包，而是“铁家伙”——手枪。他们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旅客们，竭力想从中查出“红色人物”。可惜，那些“红色人物”脸不红、衣不红，跟普通旅客一模一样。
直到那些特殊人物下了船，直到轮船离开了南京码头，“生意人”们才渐渐活跃起来，踱上了甲板，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也有个别的竟高谈政治，说出跟生意人身份毫不相干的话来……这些“生意人”，便是“红色人物”。据年已九旬的郑超麟(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回忆，光是跟他坐同一条船前往武汉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便有陈绍禹(即王明)、李立三、罗亦农(即罗觉)、王荷波、陆定一……甚至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这条船上。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已和汪精卫一起秘密乘长江轮船西行，由沪抵汉。
这么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包括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为什么“定向运动”，纷纷由上海奔赴武汉呢?那是因为当时上海刀光剑影，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六年前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便在上海举行。此后，上海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大批中共高层人物，或明或暗地落脚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决定联合中国国民党，携手共同反对军阀。
中国国民党也作出了友善的反应。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会议主席，提出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国共两党结为盟友。众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共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半，孙中山因肝癌不治，长逝于北京。随后国民党内两雄并立：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最初，蒋介石沿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轨道运行。一九二五年九月，当蒋介石作为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兵马从广州出发，征讨军阀陈炯明时，他的东征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便是共产党人周恩来。苏联顾问帮助他制定了周密的东征作战计划……国共两党又携手北伐。自从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起，一路势如破竹。才三个月工夫，便拿下了武汉。
武汉，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自从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随即，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蒋介石却把他的总司令部迁往南昌，他想要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的提议遭到拒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联合起来，跟在南昌的蒋介石相对抗。
在上海，共产党有着颇好的基础。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激战后，全歼北洋军阀部队三千人和警察两千人，占领了上海。共产党由此声威大震。
蒋介石闻讯急急进军上海，又迅即占领南京。
蒋介石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视为眼中钉。
四月十二日凌晨一时，上海在沉睡。一队队全副武装、手臂缠着“工”字符号的人马，看上去像工人纠察队，却突然袭击了上海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的工人纠察队队部，拉开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序幕。
世上最危险的事，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却是原本的朋友突然翻脸，掉转了枪口对着你。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天开始，在共产党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蒋介石血洗了工人纠察队，血洗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涌向码头，涌向长江轮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也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跟武汉的国民政府唱起了对台戏。于是，国民党一分为二：国民党右派集结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集结在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的大旗下，拥戴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分庭抗礼。蒋介石和汪精卫各霸一方，加上北京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中国一时间有着三个政府，唱起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国志”。
面对着这三足鼎立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共产党人思忖着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