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倬云 （现代）
前 言
西周介于殷商和春秋之间。自从商代遗址遗存及大量卜辞出土后，商代文化、社会及历史的研究颇有可以依据的材料。今人对殷商的知识，可说超迈太史公的时代。大史公可能见到今人无法再见的载籍，可是太史公见不着商代的居室、墓葬及遗物，也见不着商人自己书写的龟甲卜骨刻辞。春秋之世的史事，有《左传》、《国语》两部大书，及诸子百家的记载，为史学工作者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许多当时的事迹、人物，及风俗文化，都斑斑可考。夹在中间的西周，论文献史料，只有《诗经》、《尚书》中的一部分，及春秋史料中追述西周的一些材料。在近代考古学发达以前，金文铭辞已有若干资料，足以补文献之不足。但是相对的说，有关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远为贫乏。惟此之故，西周史在古史中是比较冷落的园地。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考古资料大出。由旧石器文化以下，每一个时代都比以前有远为丰富的史料供史家董理梳爬。西周史也因此添了不少新素材。大致说来，这些素材包括三类，一是西周的遗址，如岐下的周原、长安的丰镐、洛阳的东都……以及数十处西周的墓葬和窖藏；一是遗址中出土的遗存，例如礼器、用器、工具、兵器、车马……；一是若干青铜器的铭辞，使金文资料的总数增加秽幢遁渲杏行┟模嘎读瞬簧偾八粗南ⅰ５浇袢眨刍目脊疟ǜ婕白ㄌ庋芯康淖ㄊ橛肼畚模惨延惺僦帧Ｖ皇亲酆闲缘奈髦芪幕贰⑸形闯鱿帧１臼樽髡卟淮强裢钩⑹哉碚庑矶嗬刍脑甲柿霞把芯砍晒Ｗ髡叩哪康牟辉谖髦芪幕岢鲋占穆鄱希隳俏丝桓龆耍┤绯ね驹缎械闹型荆宰鞫毫簦サ睦刍饕桓鲂〗幔阕约杭坝型巳さ氖费校纱诵∽さ募庹荆鞲徊降奶教帧Ｗ髡吡硪桓瞿康脑蚴俏话愣琳咛峁┥晕鄣亩廖铮轮泄糯姓庖欢卫芳捌浞⒄鼓Ｊ接胄吞Ｎ撕笠荒康模臼榈母袷骄×Ρ苊庾魇妨峡贾は附诘奶致郏膊患右桓龈阶ⅲ皇墙淮艘谰菔妨霞扒叭寺鄣愕某龃ΑＷ髡弑救酥幌Ｍ庋奶謇剂搜踝ㄖ胪ㄋ鬃髌返闹粗械恪！残恚酵范悸淞丝眨》彩鲁砂埽苡沙⑹钥迹蠊绾危诳质笔獠灰啄娑茫皇且砸仓荒茉菔辈还芎蠊恕 BR> 西周史的若干中心议题，为史学同行聚论焦点的，至少可以有下列几项：西周的社会性质如何？封建的本质如何？商周文化嬗替的关系如何？周人以蕞尔小邦，开创了八百年的王业，这番业绩是如何成就的？凡此问题，我人由今日拥有的史料，颇已可提出若干初步的假设，起码不必再如三十年代作猜谜式的“论战”了。本书的中心议题，集中在“华夏国家”在西周时代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由西周的发展，观察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逐渐成形的过程。本书各章的讨论，都围绕这个议题，诸凡社会组织、经济型态、文化扩散、华夷关系，无不在这个主题下论述。
西周年代学，已是周代历史上的显学。年代学本来也应是任何史学工作的基石。不幸，西周年代学有许多根本性的难题，这些难题至今仍难解决。两周年代学待决的问题，一是周代开始的确切日期，一是各王的统治年数，而这两个问题又不可分割的纠缠在一起！自从嘉道以来，不少前辈学者提出了对西周积年与各王断代的意见，也已有好几家成体系的西周年历谱，如吴其昌、董作宾、陈梦家、白川静诸位先生的力作，都成一家之言。附表可代表主要各家的意见（图1）（白川静，1975：324；劳干，1978；Nivison，1980，1980A；周法高，1971；屈万里，1971：787）。
这十几家不同的意见的歧异，主要由于依据的古史说法不同，也由于对金文资料中月相名词的了解不同。兹先说古史说法的不同。西周共和以后，年代可据，但共和以前诸王年代有待推定。单以武王伐纣年来说，刘欲根据《武成篇》的资料，以三统历推定武王伐纣年相当于西元前1122年。但是裴駰《史记集解》、僧一行在《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订的武王伐纣年，董作宾先生推定相当于西元前1111年。其他的说法还有西周诸王中若干王的年代，分别见于《帝王世纪》等处。又《史记》“鲁世家”的鲁国诸公年代，可用来补共和以前诸王年代的空白。但是今本“鲁世家”和刘散《世经》所引“鲁世家”，其年代又颇多不同。依据这些不同史料，各家各有选择，也各有其拼合迁就处，所得结果难免有歧异了。屈万里先生仅以共和以后诸王年代的若干异说及共和以前鲁公年代的两种说法台排，即可得到九种不同的西周积年（屈万里，1971：789—790）。
再说月相解释的问题。根据金文资料中年月日期推算时，对月相的不同了解，可以把同一月相名同放在完全不同的日期。金文中常见纪录月相的名词，共有四个：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四个名词指哪几天？王国维先生创为四分月相说，以为四词各指一个月由月初到月尾的四分之一（王国维，1959：19—26）。董作宾先生创为定点月相说，以为一个月只有月初（朔，或死霸、初吉）及月中（望或既生霸）两个定点，这个定点只有两天的游移，各称旁死霸及旁生霸（董作宾，1952）。由于古史资料只有年月及日子的干支。这一天属月之何日，可以因月相的解释不同而有歧异。不仅西周有年月日诸器的断代不同了，对于文献资料（如“武成”）中的年月日也各有不同的系属，连带的也就影响到推定各王年数有不同的算法。王董二家的说法，孰是孰非，不能一言决定。例如白川静先生从王氏四分月相为各周器断代的方法，陈梦家先生则大致上采董氏之说为其“西周铜器断代”一文的依据（陈梦家，1955）。近顷董说颇受劳干先生的批评（劳干，1978），但是刘启益先生则又根据新出的几件铜器铭文大体上肯定了定点月相说（刘启益，1979）。其实，周代金文中的四个月相名词，其出现频率并不均匀。初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其他三词（劳干，1978：50—51；黄然伟，1978：64）。除非铸器专挑月初，这一偏颇的现象颇难解释。如果“初吉”只是“吉日”的别称，则月相的系属更有问题了。
正因为西周年代学上有这几大不易解决的难题，本书不拟勉强采取任何一家的理论，以假定各王的年代和西周积年。至少在目前，考古学的新发现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难题。一本史学专书而没有十分肯定的年代学系属史事，这是无可奈何的抉择！本书的史事分配，大致上接受白川静先生所著《金文通释》或陈梦家先生所著《西周铜器断代》中各器的安排，因为二氏对各器所属世代，往往由形制、花纹及出现人名为组合标准。一段一段集合成组，排列其前后次序，诸王年代及总积年，反而不是首要的问题了。
本书叙述，以文献、考古、金文三项资料参合组织。金文史料，过去有《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为完全，今日则以白川静先生的《金文通释》与《补释》为最全的集子。因此本书举证铭文，只要《金文通释》（或《补释》）已采入的，均以该书为资料来源。至于对铭文的解释，则比较各家意见而择其最善者，却也不是全从白川氏之说。在附图中，本书选了若干新出或不多见的铭文拓本，以便读者。其原铭拓本未经录入者，概请查检白川氏原书，或其他著录金文的集子。本书各章中，有三章以史事的叙述为经，其余各章，则以制度与现象的讨论为主，可算系于经线的纬了。这几章中的叙述仍上下贯穿。各章置於西周初、中、晚三段中最有关系的一段，并不表示所讨论的现象只见于这一时段。诸章经纬相维，惟读者善加注意。
三十年前进入台大，李玄伯（宗侗）师始为启蒙，遂对中国古史发生兴趣。后来董彦堂（作宾）师、凌纯声师、李济之（济）师由不同的方向又加鞭策。二十年前，王雪艇（世杰）先生及李济之师倡议修撰《中国上古史论文集》，由作者受命襄赞。该书经营甚久，集稿也很辛苦，但至今不得正式出版。今兹本书出版，一则纪念玄伯师、彦堂师、济之师三位先生，再则也求稍赎未能终始雪公交下任务之罪愆。
自从入台湾大学以后，多少年来未尝稍离中国古代史的园地。历年来受师长教诲之恩，既深且重。诸师中尤可感者为芮逸夫、劳贞一（于）、高晓梅（去寻）、石漳如四师及私淑仰慕的钱宾四（穆）先生，敬在此向各位先生虔致谢忱，并祝这几位学术界的大老身体清健。
本书付印之时，先母犹健在，此书出版时，先母已弃养，蓼莪之悲，终生长恸。本书撰写期间，往往冷落了曼丽与乐鹏，现在可以稍为多一点与妻儿谈话的时间了。本书编排校对，承林载爵、方清河、叶达雄、杜正胜四兄偏劳，谨谢四位。
本书的英文版，系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了加上由同事林嘉琳教授（Kathyrine Linduff）补入美术史部分外，英文版的“物质文化”一章也扩大了一倍，至于全书论旨则与本书大致无甚不同。
西周介于殷商和春秋之间。自从商代遗址遗存及大量卜辞出土后，商代文化、社会及历史的研究颇有可以依据的材料。今人对殷商的知识，可说超迈太史公的时代。大史公可能见到今人无法再见的载籍，可是太史公见不着商代的居室、墓葬及遗物，也见不着商人自己书写的龟甲卜骨刻辞。春秋之世的史事，有《左传》、《国语》两部大书，及诸子百家的记载，为史学工作者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许多当时的事迹、人物，及风俗文化，都斑斑可考。夹在中间的西周，论文献史料，只有《诗经》、《尚书》中的一部分，及春秋史料中追述西周的一些材料。在近代考古学发达以前，金文铭辞已有若干资料，足以补文献之不足。但是相对的说，有关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远为贫乏。惟此之故，西周史在古史中是比较冷落的园地。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考古资料大出。由旧石器文化以下，每一个时代都比以前有远为丰富的史料供史家董理梳爬。西周史也因此添了不少新素材。大致说来，这些素材包括三类，一是西周的遗址，如岐下的周原、长安的丰镐、洛阳的东都……以及数十处西周的墓葬和窖藏；一是遗址中出土的遗存，例如礼器、用器、工具、兵器、车马……；一是若干青铜器的铭辞，使金文资料的总数增加秽幢遁渲杏行┟模嘎读瞬簧偾八粗南ⅰ５浇袢眨刍目脊疟ǜ婕白ㄌ庋芯康淖ㄊ橛肼畚模惨延惺僦帧Ｖ皇亲酆闲缘奈髦芪幕贰⑸形闯鱿帧１臼樽髡卟淮强裢钩⑹哉碚庑矶嗬刍脑甲柿霞把芯砍晒Ｗ髡叩哪康牟辉谖髦芪幕岢鲋占穆鄱希隳俏丝桓龆耍┤绯ね驹缎械闹型荆宰鞫毫簦サ睦刍饕桓鲂〗幔阕约杭坝型巳さ氖费校纱诵∽さ募庹荆鞲徊降奶教帧Ｗ髡吡硪桓瞿康脑蚴俏话愣琳咛峁┥晕鄣亩廖铮轮泄糯姓庖欢卫芳捌浞⒄鼓Ｊ接胄吞Ｎ撕笠荒康模臼榈母袷骄×Ρ苊庾魇妨峡贾は附诘奶致郏膊患右桓龈阶ⅲ皇墙淮艘谰菔妨霞扒叭寺鄣愕某龃ΑＷ髡弑救酥幌Ｍ庋奶謇剂搜踝ㄖ胪ㄋ鬃髌返闹粗械恪！残恚酵范悸淞丝眨》彩鲁砂埽苡沙⑹钥迹蠊绾危诳质笔獠灰啄娑茫皇且砸仓荒茉菔辈还芎蠊恕 BR> 西周史的若干中心议题，为史学同行聚论焦点的，至少可以有下列几项：西周的社会性质如何？封建的本质如何？商周文化嬗替的关系如何？周人以蕞尔小邦，开创了八百年的王业，这番业绩是如何成就的？凡此问题，我人由今日拥有的史料，颇已可提出若干初步的假设，起码不必再如三十年代作猜谜式的“论战”了。本书的中心议题，集中在“华夏国家”在西周时代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由西周的发展，观察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逐渐成形的过程。本书各章的讨论，都围绕这个议题，诸凡社会组织、经济型态、文化扩散、华夷关系，无不在这个主题下论述。
西周年代学，已是周代历史上的显学。年代学本来也应是任何史学工作的基石。不幸，西周年代学有许多根本性的难题，这些难题至今仍难解决。两周年代学待决的问题，一是周代开始的确切日期，一是各王的统治年数，而这两个问题又不可分割的纠缠在一起！自从嘉道以来，不少前辈学者提出了对西周积年与各王断代的意见，也已有好几家成体系的西周年历谱，如吴其昌、董作宾、陈梦家、白川静诸位先生的力作，都成一家之言。附表可代表主要各家的意见（图1）（白川静，1975：324；劳干，1978；Nivison，1980，1980A；周法高，1971；屈万里，1971：787）。
这十几家不同的意见的歧异，主要由于依据的古史说法不同，也由于对金文资料中月相名词的了解不同。兹先说古史说法的不同。西周共和以后，年代可据，但共和以前诸王年代有待推定。单以武王伐纣年来说，刘欲根据《武成篇》的资料，以三统历推定武王伐纣年相当于西元前1122年。但是裴駰《史记集解》、僧一行在《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订的武王伐纣年，董作宾先生推定相当于西元前1111年。其他的说法还有西周诸王中若干王的年代，分别见于《帝王世纪》等处。又《史记》“鲁世家”的鲁国诸公年代，可用来补共和以前诸王年代的空白。但是今本“鲁世家”和刘散《世经》所引“鲁世家”，其年代又颇多不同。依据这些不同史料，各家各有选择，也各有其拼合迁就处，所得结果难免有歧异了。屈万里先生仅以共和以后诸王年代的若干异说及共和以前鲁公年代的两种说法台排，即可得到九种不同的西周积年（屈万里，1971：789—790）。
再说月相解释的问题。根据金文资料中年月日期推算时，对月相的不同了解，可以把同一月相名同放在完全不同的日期。金文中常见纪录月相的名词，共有四个：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这四个名词指哪几天？王国维先生创为四分月相说，以为四词各指一个月由月初到月尾的四分之一（王国维，1959：19—26）。董作宾先生创为定点月相说，以为一个月只有月初（朔，或死霸、初吉）及月中（望或既生霸）两个定点，这个定点只有两天的游移，各称旁死霸及旁生霸（董作宾，1952）。由于古史资料只有年月及日子的干支。这一天属月之何日，可以因月相的解释不同而有歧异。不仅西周有年月日诸器的断代不同了，对于文献资料（如“武成”）中的年月日也各有不同的系属，连带的也就影响到推定各王年数有不同的算法。王董二家的说法，孰是孰非，不能一言决定。例如白川静先生从王氏四分月相为各周器断代的方法，陈梦家先生则大致上采董氏之说为其“西周铜器断代”一文的依据（陈梦家，1955）。近顷董说颇受劳干先生的批评（劳干，1978），但是刘启益先生则又根据新出的几件铜器铭文大体上肯定了定点月相说（刘启益，1979）。其实，周代金文中的四个月相名词，其出现频率并不均匀。初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其他三词（劳干，1978：50—51；黄然伟，1978：64）。除非铸器专挑月初，这一偏颇的现象颇难解释。如果“初吉”只是“吉日”的别称，则月相的系属更有问题了。
正因为西周年代学上有这几大不易解决的难题，本书不拟勉强采取任何一家的理论，以假定各王的年代和西周积年。至少在目前，考古学的新发现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难题。一本史学专书而没有十分肯定的年代学系属史事，这是无可奈何的抉择！本书的史事分配，大致上接受白川静先生所著《金文通释》或陈梦家先生所著《西周铜器断代》中各器的安排，因为二氏对各器所属世代，往往由形制、花纹及出现人名为组合标准。一段一段集合成组，排列其前后次序，诸王年代及总积年，反而不是首要的问题了。
本书叙述，以文献、考古、金文三项资料参合组织。金文史料，过去有《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为完全，今日则以白川静先生的《金文通释》与《补释》为最全的集子。因此本书举证铭文，只要《金文通释》（或《补释》）已采入的，均以该书为资料来源。至于对铭文的解释，则比较各家意见而择其最善者，却也不是全从白川氏之说。在附图中，本书选了若干新出或不多见的铭文拓本，以便读者。其原铭拓本未经录入者，概请查检白川氏原书，或其他著录金文的集子。本书各章中，有三章以史事的叙述为经，其余各章，则以制度与现象的讨论为主，可算系于经线的纬了。这几章中的叙述仍上下贯穿。各章置於西周初、中、晚三段中最有关系的一段，并不表示所讨论的现象只见于这一时段。诸章经纬相维，惟读者善加注意。
三十年前进入台大，李玄伯（宗侗）师始为启蒙，遂对中国古史发生兴趣。后来董彦堂（作宾）师、凌纯声师、李济之（济）师由不同的方向又加鞭策。二十年前，王雪艇（世杰）先生及李济之师倡议修撰《中国上古史论文集》，由作者受命襄赞。该书经营甚久，集稿也很辛苦，但至今不得正式出版。今兹本书出版，一则纪念玄伯师、彦堂师、济之师三位先生，再则也求稍赎未能终始雪公交下任务之罪愆。
自从入台湾大学以后，多少年来未尝稍离中国古代史的园地。历年来受师长教诲之恩，既深且重。诸师中尤可感者为芮逸夫、劳贞一（于）、高晓梅（去寻）、石漳如四师及私淑仰慕的钱宾四（穆）先生，敬在此向各位先生虔致谢忱，并祝这几位学术界的大老身体清健。
本书付印之时，先母犹健在，此书出版时，先母已弃养，蓼莪之悲，终生长恸。本书撰写期间，往往冷落了曼丽与乐鹏，现在可以稍为多一点与妻儿谈话的时间了。本书编排校对，承林载爵、方清河、叶达雄、杜正胜四兄偏劳，谨谢四位。
本书的英文版，系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了加上由同事林嘉琳教授（Kathyrine Linduff）补入美术史部分外，英文版的“物质文化”一章也扩大了一倍，至于全书论旨则与本书大致无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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