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
政治学说作为对“政治问题的专门的调查研究”，它基本上一直是哲学作家的领域，这类作家的大多数比较普遍地被认为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霍布斯、洛克、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不仅是西方政治思想方面的伟大人物，而且一般说来也是西方理性传统的历史中的伟大人物。
在研究政治学说史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极其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收集到的一些著作而不是实际的政治制度、惯例和习俗，即使有可能非常广泛地收集到有关后者的一些材料。这就是说对文字和逻辑方面的分析进行思考必然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去考虑任何政治著作时可以撇开与之有关的政治实践。
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两者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们是人这个物质实体的延伸部分。人类团体经常创造制度和惯例，而不论政治哲学家是否要从哲学上加以探讨；但是一旦柏拉图或洛克实际上写下他的见解之后，那些见解便能够成为、而且已经成为人类团体创造制度和惯例的方法中的一部分。
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往往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其意义和目的均为力求根据对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的某种看法以阐明人、追求的目标和发生的事件三者的关系。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作用不仅是说明某一政治实践的性质，而且还须说明它的含义。政治学说在说明实践的含义如何或应当作何解释时，可能改变它的性质。
我们习惯于用这样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即认为在理论家和他所要论述的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完全“客观的”关系。因此，唯心主义地认为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在对元素、原子或分子作完全精确的陈述时——或者作一种完全精确的描绘时——是完全超然于该物之外的。如此说来，伽利略仅仅是观察了球从斜面上滚下来，他的在场对球、对滚动或对斜面都无任何影响。
对于理论家和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说法——理论家是纯客观的、“超然的观察者”，许多探讨科学的哲学家以及科学家本人都倾向于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除非通过人类的词语、工具和概念是没有人能够了解自然的，因而从来就没有人仅仅是在观察。情况可能如此，但似乎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政治学说总是巧妙地同“政治的自然”缠绕在一起，其原因在于“政治”自然状态主要是出自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