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溯源
（1565－1917）
现代克格勃的始祖，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警察局沙皇禁卫军，是由一个登上俄罗斯宝座的莫斯科大公伊凡雷帝于1565年创建的。黑色装束、黑色坐骑，系在鞍下的狗头和狼尾扫帚，象征着六千禁卫军的使命：嗅出并扫除叛徒。但是也和斯大林时期一样，令人嫌恶的扫帚所扫除的所谓的叛徒，主要是禁卫军自己或是他们首领想象出来的无辜者。多少个城市成了禁卫军的牺牲品。如1570年，诺夫格罗德的大半居民就成了禁卫军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血腥屠杀的牺牲品。而伊凡雷帝本人则时而成为暴虐狂，时而又去向上帝忏悔。在威吓国民七年之后，禁卫军于1572年被取消。四百年之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们也将迫害他们的人称为“禁卫军”、斯大林曾指出禁卫军在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以及削弱贵族特权阶层的影响方面的“进步作用”，同时他又批评伊凡雷帝说，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上帝身上，而没有将那些贵族彻底清除掉。
第二个对付政治犯的最大组织是彼得一世在十七世纪末创建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衙门”。这个组织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成立的，因而至今也无法弄清它成立的准确日期。被关押在该衙门监牢和刑讯室里的囚犯中，既有不愿担任国家公职的贵族出身的人，也有那些胆敢嘲笑沙皇的酒鬼。今天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都将彼得一世奉为俄国的改革者，以及有“通往欧洲的窗口”美称的新首都圣彼得堡的建造者。可他还是一个以残暴而著称的统治者。他的继承人皇太子阿列克谢，即使跑到国外又被甜言蜜语诱口俄罗斯，后来在刑讯室中被折磨致死。
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项耶衙门”能比其缔造者命长。虽然在彼得一世死后政治迫害并未终止，但此后的百年间却再没有人动手建立专门的政治警察局。只是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才命令设立“帝国办公厅”第三处，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警察局。
十二月党人成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先驱。与其前人不同的是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并非是要废黜沙皇。他们是想建立新的政治体系，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以达到取消农奴制的目的。
无论是尼古拉一世，还是第三处的头目本肯多尔夫伯爵，都千方百计地想与禁卫军和“普列奥拉任斯科耶衙门”的血腥历史划清界限。也许是命运的嘲弄，第三处的象征是精心收藏在秘密警察局档案室玻璃罩下的一方御帕（即沙皇赐予的手帕）。据传，尼古拉一世按宗教传统曾赐言本肯多尔夫：“朕将此处托付与你，你以巾拭泪愈勤， 你对你我之信仰则愈忠” 这一语双关之言，既是沙皇妄想在人民面前以“主宰”身份出现的写照，也是第三处企图扮演“灵魂医师”这一角色的反映。第三处的主要任务，用现在克格勃的话，是进行意识形态爆破活动，换言之，就是同任何形式的不同政治见解做斗争。和现代克格勃一样，第三处认为必须密切注意公众意向的发展，以使任何不同政见都永远在其检查之下。本肯多尔夫每年都做“公众意向研究”报告。比如在1827年的报告中就曾说道：“公众意向对于政府就如地形图在军事行动时对于指挥员一样重要。”
除了强大的情报网，第三处处长手下还有一个军的宪兵——几千名彪形大汉。他们雪白的手套和蓝色的斗篷使其格外显眼，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但是比起克格勃来，第三处还是一个不大的组织。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死时，其首脑机关的人数也不过在原来的16人的基础上增加到了24人。与其前人不同的是，第三处的领导人物并非以残暴著称。十二月党人之后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导人亚历山大·赫尔岑曾说，“他还是相信，本肯多尔夫作为一个逍遥法外、凌架法律之上。有权干涉一切事物的恐怖组织的头目，他还没有做尽他所能做的坏事……但他也没有干过什么好事。他对此既不乐意，又无动力，也无心思。”当1840年赫尔岑出现在本肯多尔夫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形容憔悴而疲惫”的人，他的脸上是“莫测而冷漠的人常有的那种虚伪和善的表情”。1844年本肯多尔夫死后，接替他的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是十二月党人的一个领导人米哈伊尔·奥尔洛夫将军的兄弟。很难设想，在一百年后，斯大林会效仿此例，让托洛茨基或是布哈林的某个亲戚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员，更不必说成为其领导人了。
在1823年到1861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判服苦役的29万人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是政治犯，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还不是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波兰的反对俄罗斯统治的爱国者。在俄罗斯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不过是一小批贵族知识分子。而且，只是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政治犯罪才有了法律定义。1845年刑法对那些被认为犯有“书写或散发旨在唆使人们对‘统治当局’或君主个人品行不敬的手抄或印刷品或声明”的罪行的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用理查德·派普斯的话，“这个法典对于极权主义的意义与《自由宪章》对于独立运动的意义不相上下”。在俄罗斯，从1845。年到1988年，除了1905年革命失败后和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很短的时期以外，只要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正确性表示怀疑，都被视为是刑事犯罪。1960年刑法规定，对进行“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活动”的人，判处七年以下徒刑，并附加五年以下流放。
使第三处引以为豪的是：在整个1848年间，当西欧革命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俄罗斯却一直“安详地打着盹”。村庄里的骚动以及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颁令解放农奴，使得新一代年轻的民粹主义贵族感到，农民革命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但是，在1874年，当那些满怀信心的激进理想主义者所发动的、旨在号召农民同沙皇制度做斗争的“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一些失望的民粹主义分子便成了恐怖分子、这些恐怖主义的追随者认定，暗杀沙皇显贵，无论对制度本身的瓦解还是对沙皇制度阴暗面的揭露都将起到促进作用。1879年，一个有三十名成员的恐怖主义小组组建了一个“民意党”执行委员会。 尽管他们人数不多， 但仅在1878-1881年三年间，这个小组就将沙皇当局推到了近似恐慌的境地，并以此证明了第三处的无能。1878年，宪兵队长、第三处总督梅津佐夫将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刀刺死在圣彼得堡的一条中央大街上。他的警卫马卡罗夫中校当时对此类行动竟毫无思想准备。他所做的唯一反应就是用手中的伞将袭击者打了一下。恐怖分子轻易地就逃匿了。在发生了几起恐怖活动和被“民意党”缺席判处死刑的沙皇遇刺之后，曾有人对第三处的活动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表明，沙皇的保安部队组织得实在糟糕，使得沙皇“就是在自己的皇宫里也难以有安全感”。
1880年，名声扫地的第三处被解散了，由新成立的“国家警察司”接替其位，该司在1883年直接改名为“警察司”，其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警察司下设一个专门对付政治犯的“特别处”，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一整套“暗探局”的地区网络。第一个“暗探局”是1881年开始活动的。以后整个政治警察系统都被称为“暗探局”。尽管进行了多次改组，亚历山大二世还是在1881年被恐怖分子用简易手榴弹给炸死了。
“暗探局”就其权力范围和活动规模而言，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在欧洲，国家警察机构的活动都是受法律约束的，而“暗探局”本身就是法律。对于政治罪。它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搜查谁、将谁投入监狱或将谁流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自由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在1903年写道，俄罗斯和欧洲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其“政治整容系统的无限权力”。连沙皇制度本身的生存也受其支配。尽管如此，沙皇俄国最终也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警察国家。按苏联的标准，赋予“暗探局”的权力还未真正运用。甚至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镇压的时期，也只绞死了17名政治犯，主要是那些实施或企图实施这样或那样暗杀行动的人。在被送上绞架的人当中，有因参加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未遂行动而被判处死刑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密谋者们打算在1887年3月1日，即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六周年之时干掉沙皇。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17岁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就是以后闻名于世的列宁）发誓要向沙皇制度讨还哥哥的血债。到1901年时，共有4113名俄国政治犯在沙皇的放逐之中，其中有180人被流放去做苦役。
在沙皇俄国受迫害最深重的是犹太人。普遍的反犹主义、由国家纵容的大屠杀、限制性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歧视， 在亚历山大三世（1881—1884） 和尼古拉二世（1894一1917）执政时期达到高潮，结果使得几百万俄国的犹太人被迫流亡国外，主要是流亡美国。接替沙皇制度的政权也继承了这一古老传统，将犹太人作为替罪羊，以转移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1891年近三万犹太人被一次性逐出莫斯科，成了斯大林时期更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的先例。虽然“暗探局”并非国家排犹主义的倡导人，但它毕竟对这一政策的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因其在警察厅印刷的抨击性小册子引发了反犹运动而被奖励一万卢布。“暗探局”的最后一任领导人A·T·瓦西里耶夫曾故作气愤地称西方报纸上指责沙皇政府和“暗探局”姿意屠杀的“激愤性的文章”是“卑鄙的诽谤”。他在自传中写道，“罪恶的根源”在于，“犹太人他们连正常的生产劳动也胜任不了。”
“若不是出于保护俄罗斯人，尤其是保护农民的需要，政府是没有理由采取反犹措施的……。在俄罗斯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某种形式的压制，但遗憾的是，这种形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的确想保护农民免受犹太人的残酷压迫，但这些努力收效甚微”。
国家的排犹主义政策也使得我们明白了马克思主义为何在犹太人中比在俄罗斯帝国领土上居住的其他民族中传播得更快。第一个群众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即有名的“崩得”（犹太工人总联盟）建立于1897年。在1898年建立的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及1902年由过去的民粹主义分子建立的社会革命党创始人中就有许多人是犹太人。犹太民族的代表对革命运动的积极参预，助长了“暗探局”的反犹情绪。